严庆祥全家合影（摄于1937年）

    前排左起：圭秋（次女，排行老四）、圭炤（长女，排行老三）、严夫人（李蕙君）、云泰（七子）、严庆祥先生、国泰（五子）、德泰（六子）后排左起：潮泰（字道，次子）、懋泰（字达，长子）

　　鹤园第三任主人

　　鹤园的第三任主人，是苏纶纱厂业主严裕棠的长子严庆祥。
　　严庆祥（1899年5月21日-1988年7月25日），又名吉、文正，乳名锡增，别号钦羽，晚号师竹翁。生于上海，祖籍安徽婺县。中国现代著名爱国实业家。他7岁从李德芳启蒙，9岁入上海澄衷中学的小学部接受新式教育，11岁升入中学部学习。民国二年（1913），他在中学读书期间，受到校长曹慕管赞赏，即派钱锦江老师指导其攻读历史课，获益匪浅。民国五年（1916）秋，严裕棠离开上海去汉口、湖南等地办事，事前命严庆祥向校方请假，到大隆机器厂代执管印章，主持全厂工作。待严裕棠初冬返沪，见厂貌大改，'便效学美国巨贾福特儿子停学从业的故事'，也命其子辍学就业。于是，年仅18岁的严庆祥就此进了父亲创办的大隆机器厂，一面学习铸工、机工，一面又考入了美国函授学校攻读机械专业。第二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三（1917年12月16日），他与嘉定李伯衡的幼女李蕙君结了婚。
　　民国七年（1918），严庆祥由父执明润身引荐而认识孙中山的秘书田桐，再由田桐引见孙中山，尊拜孙中山为师。嗣后，孙中山亲书'后来居上'及'博爱'条幅勉赠。同日，又在孙中山寓所见到国学大师章太炎，便从其为师。日后，章太炎对人便称赞严庆祥：'严生，余之子贡也。'这一年，严庆祥被父亲任命为大隆机器厂厂长，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8月辞去此职。
　　民国十四年（1925），严裕棠与吴昆生、李仲斌、李蔚青、潘守仁、毛鉴清组织的'洽记公司'向业主'盛记公司'租办了地处苏州盘门外的苏纶纱厂，定名为'苏纶洽记纱厂'。严裕棠任经理，吴昆生任厂长，吴士槐任工程师。一年后，吴昆生辞去厂长之职，并与毛鉴清退出合伙，遂由严和他的亲戚李、潘两姓续租。吴昆生在辞职时，竭力推荐严的长公子严庆祥，严庆祥则'以'吃铁的黑饭，不会吃棉的白饭'为理由而坚决婉辞之。裕棠先生赞成吴昆生的举荐'以及他的兄弟之鼓励，于是，严庆祥'由吴昆生陪同只身单影来到苏纶纱厂，开始了他的棉纺事业'（秦建君《师竹翁传——严庆祥先生逸事》，财团法人董氏基金会，1990年3月版），并在接任厂长不久，即在苏州盘门外成立了光裕第三义务小学（第一、二义务小学设在上海）；又在盘门外东城脚（原为荒塚冷滩）择地建二层楼房150间，租给厂里的职工居住，将此地取名为'光裕里'，俗称'缫丝工房'。
　　民国十六年（1927）春，'因厂房震动，北伐军军方勒令停工修理，原业主与租户为修理发生了纠纷。'后来，严氏向银行钱庄申请贷款到80多万两白银，'以三十万零五百两白银向苏纶纱厂原业主购进产权'，改名为'光裕公司苏纶纺织厂'，'还余四十多万两，支付修房、添置设备以及流动资金等钱款绰绰有余，难关闯过，危机解除'，且'奠定了严氏的铁棉联营事业'（秦建君《师竹翁传——严庆祥先生逸事》）。
　　苏纶纺织厂厂区之西百步之距，有座横跨在盘溪之上的木结构为主的'甘棠桥'，由于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摇摇欲坠，行人无不为之担惊受骇，每当通过甘棠桥时，无不惴惴不安，不知哪天哪日会倾翻覆水。民国十八年（1929）初，严庆祥代表严氏家族出资修建为水泥钢筋桥，并以父亲之名改此桥曰'裕棠'。金松岑撰写、苏州地方长官陆权手书的柱文，详述了修桥之经过。第二年初，严庆祥辞职另创其文化事业，苏纶纺织厂厂长一职交其四弟庆祺（欣淇）接任。是年，张一麐亲书《苏纶纺织厂碑记》。民国二十年（1931），严庆祥在觅渡桥创建中国实业社，设有80台布机，一年后并入苏纶纺织厂。
　　在苏经营棉纺事业的岁月里，严家还很注重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地方势力搞好关系。关于这些可以参看严庆祥的信了解一二，'我们在苏州是客民，人地生疏，种种不便……今之得以相安无事者，盖一只庞大斑斓的纸虎尚未戳穿，使地痞土劣所以不敢轻于尝试。但是这种局面不过弥缝一时，决不能相信可以持久不敝。应当与势推移，随时随事吸收地方感情，以事永久基础，巩固藩篱。今得二法先为第一步之实行：一、阴历岁除在即，地方绅董机关委员择要致送礼物（愈多愈好），此一种为物质之表示；二、贺年红片对于当时官绅有名人物应当尽量发出，此一种为礼貌之周旋'（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第34～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0版）。为了使企业能有一种宽松的外部环境，民国二十四年（1935），苏纶纺织厂单是捐款给所谓吴县裕棠自治镇的一笔钱就是15万元（《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仅此一例窥见，严家苦心经营换来苏纶纺织厂的发展是不易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一三'战事爆发，严庆祥与其长子严达、次子严道积极参加由黄炎培、杜月笙、徐彩臣等发起组织的上海市地方协会和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参与遣送难民返回原籍的工作。民国三十一年（1942），严庆祥购得庞家的鹤园后，将此无偿'供苏纶纱厂作疗养院、宿舍、办公等使用几十年之久'（秦建君《师竹翁传——严庆祥先生逸事》）。

　　鲜为人知的故事

　　严庆祥购得庞家鹤园之后，半个世纪里，这个曾经是文人雅集酬唱的场所，没有了闲情雅致，没有了琴棋书画，有的只是颠沛流离。
　　20世纪80年代中叶，笔者在与园主交谈以及查看了档案资料后，才了解到鹤园背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民国三十年（1941），在敌伪实行棉花统制时，严庆祥正在暗地里与中共地下党合作，并与其子严达参与了由抗日人士徐明诚组织的一个业余经济研究室工作，秘密联络工商、教育界爱国人士搜集凡敌伪政治、军事、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消息。一日，徐明诚用秘密电台通知著名律师何世桢（1895-1972，号干臣，字思毅，安徽望江城关吉水人），要他极力破坏棉花统制。何世桢就立刻通知严庆祥负责进行。严庆祥一方面大量收购棉花，一方面生产超额棉纱，运往游击区支援抗战。之后，鹤园成为严氏私产，由于地理位置不错，周围又小巷密布，四通八达，而小小的乌漆大门也不显眼，适合隐蔽，这里就成了中共地下党抗日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自此，住在鹤园周围的居民，常常会在深夜听见紧闭的园门吱吱呀呀地打开，偶尔可以看见，穿着马褂或是打扮成苦劳力的民工，行色匆匆地轻轻叩响园门，左右环顾后进了鹤园内……
　　民国三十一年（1942）秋，严庆祥大量收购的原棉被'华中棉花统制会'查获，日本侵略者处以7万日元（折合伪中储券388888元）罚金。后来日伪勾结，由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硬性把它充作'捐款献机'的钱款。由此，严庆祥蒙受冤屈，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10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拘留，判刑2年，关押1年，缓刑3年。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2月，高等法院才宣布'撤销原判，发还财产'，误判得以改正。在复查中，颜惠卿、袁良（1882-1952年12月，字文钦，浙江杭县人）、何世桢都出具书面证明：严庆祥先生曾为抗日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捐机之事乃是纯属李士群擅自所为。然而，因极少数人不明真相，在'文革'中旧事重提，严庆祥因而又受到更重的迫害。何世桢不顾个人安危，出面'交待'澄清事实。1975年7月，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经过再三复查，最后作出'在抗日战争期间因收购棉花被日寇罚金充作献机经费'的定论。

　　解放战争时期，鹤园依然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华东野战军的首长韦国清曾住在这个园宅里。对于这段经历，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员邱永源最有发言权了。苏州解放的前夜，他就接到了组织的通知，要配合中共苏州地下党组织迎接解放军进城。1949年4月27日凌晨，邱永源和几名团员先前往鹤园与中共苏州地下党接头。接受完指示后，他们立即赶往金门，履行引导员的职责。近7点，邱永源和另外几个地下工作者一起放下门枕，打开城门迎解放军进城。当天下午，作战部队首长韦国清、叶飞、惠浴宇，南下干部负责人宫维桢、李干成，中共苏州地下党负责人张云曾，地下党上级领导周克等四方面的负责人在鹤园胜利会师。
　　解放之后，鹤园依然属于严庆祥的家产，但因长期为苏纶纺织厂办事处使用，故在公私合营时'自然'划入'捐献归公'之列，后成了苏州市政协的办公场所。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兴起，鹤园为'三八战斗司令部'强占，园中匾额楹联几全毁坏。其后，相继为印刷厂、物资局、汽车配件厂等使用。1978年复归市政协。1980年国家拨款10万元全面修复。1981年11月15日，严庆祥'在上海寓所听说'鹤园'列入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顿时欣喜万分，夜不成眠。他考虑再三，认为把'鹤园'交给园林部门统一管理，比个人管理有利，便连夜写信给苏州的好朋友，请他们向主管部门申请'。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本人所有韩家巷'鹤园'，今被列入苏州市重点文物保管单位，实深欣幸。因思古典园林为劳动人民心血之结晶，属国家历史文物，惟有国家保管，才能永久保存，为此自愿奉献国家。'与此同时，他还把'鹤园'所有的房屋地契等全部证件也随函附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