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泖桥（今上海松江枫泾镇）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　　陈继儒博学多才，但生性狂放，不受礼法拘束。29岁时，焚毁儒生衣冠，绝意科举仕进。朝廷曾多次下诏召用，他均以病推辞。曾一度隐居小昆山，后筑室东佘山，杜门著书。　　崇祯十二年（1639年），陈继儒卒于佘山，终年82岁。　　

山塘街陈继儒撰葛贤墓碑文　徐文高供图

    一

　　长三角平原习惯将隆起的地方都叫“山”，不过，直接面向大海的上海，找个“隆起的地方”也不容易。上海人说，有一座海拔九十几米的“佘山”，在阿拉松江乡下。
　　大上海把全国很多地方都看做“乡下”。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到数百年前的大明朝，“上海”却是松江府的正宗乡下。
　　松江府紧挨着江南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府。佘山脚下名人辈出，真应了那句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如有斗倒严嵩、官至政府总理的徐阶，有与柳如是上演一场情感大戏的抗清大才子陈子龙，还有一位名震江南、终身不仕的“山人”陈继儒。

　　二

　　明崇祯五年（1632）十一月初七，陈继儒七十五岁生日。在家乡佘山郊外别墅里大宴宾客，名流名姝云集。陈子龙与柳如是就是在这次聚会上相识，这里按下不表。
　　这会儿只说“文坛耆宿”陈继儒。
　　先说两句简历。陈继儒（1558-1639），松江华亭人。名人字、号一般很多，他的号“眉公”，和他的“励志类”畅销书一样最有发行量，所以记住这个就行了。陈继儒列传在《明史·隐逸传》里。这个“社会活动家”居然被称为“隐士”，和晚明的社会风气大有关系。
　　在通常概念中，隐士已不是先秦许由“渴饮颍川水，饥餐首阳柏”只过白毛女生活的那种，而且听到尧让天下，认为污染了自己耳朵，竟跑到水边“洗耳”。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获得一致认可。至少也要像范成大，高官归隐，在苏州石湖边弄个一亩三分田，写写田园诗什么的。这些景象，到了陈继儒生活的晚明基本已不可能。商品经济来势凶猛，活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成片，人口稠密，地价房价翻番，物价上涨，到山塘街菜馆请文友吃个像样的饭要花十两银子，相当于一个职业机织工人两年的收入。
　　所以，晚明想做隐士，还“文史之暇，流连声酒”，甚至闹出点“名士悦倾城”的动静，家里不是“富二代”那是做不成的。
　　但陈继儒家有这个条件。崇祯二年（1629），二十岁的文学青年黄宗羲到陈家拜访，在《思旧录》中留下一段笔记，看看那个排场：
　　已巳秋（即崇祯二年———引者注），余至云间，先生城外有两精舍，一“顽仙楼”，一“来仪堂”，相距里许。余见之于“来仪堂”。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余席，以款相知者。
　　黄宗羲这时尚未“出道”，但大家风范已展，寥寥数笔，信息量却相当大。“云间”是松江的别称，就像苏州称作“姑苏”，文人圈里尤其喜欢这样说，以显示“有文化”。陈家的郊外别墅还不是一幢而是两栋，相隔不过五百米，从来访的私家船情况看，应该傍河有个大码头，而且真正是“往来无白丁”。那天隔夜，黄宗羲应该住在豪宅里，大清早看着陈老先生梳妆打扮，焚香沐浴，“正装”接见来宾。中午在家一摆十几桌，只能说，那屋子够大，“相知者”够多啊！
　　陈家这样的场面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隔三差五，《明史》里说得更加绝对：“征请诗文者无虚日。”就是几乎天天接待约稿人。
　　当时的文盲人口尽管比例很大，但各个阶层似乎都喜欢文学，这可能和科举只考文科有关，文人的雅集自不必说，普通群众则可以听听评弹、看看“三言二拍”。连做官的也喜欢吟诗作文，譬如袁宏道，二十四岁中进士，放到人文荟萃的吴县（今苏州）做县委书记，估计“著名文学家”的名气帮忙不小。但才做了两年就坚决辞官，回湖北公安老家当职业文学家了。
　　有这样的粉丝基础，陈继儒家整日宾朋满座也就不奇怪了。他的儿子陈梦莲给老爸做了一个年谱，记载眉公七十岁生日时的盛况，时间是天启七年（1627）：
　　是冬，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凰山未有之事也。
　　陈寅恪先生考证说，那天的祝寿，不仅仅都是文学青年，还有有头有脸的社会贤达，也不缺柳如是这样的当红明星，她就是扬州名妓王修微，自号草衣道人，“往来吴会，游历江楚”，名士朋友一大把，钱谦益就是在她家看到柳如是的《西湖八绝句》诗稿，决意要会会这位河东君。至于后来的故事，人早不在江湖，但江湖还有他们的传说。

　　三

　　陈继儒俨然就是位“意见领袖”，文学青年的楷模。《明史》本传上有一段专门介绍眉公文史功底的文字，无非是神童一个，琴棋书画，诗文经史，样样精通。但有两件是陈家独门功夫，一是“短翰小词”，相当有风致，就像现在微博上广受欢迎的励志哲言。这个翻翻老先生《小窗幽记》的题目就明白了，譬如当头卷一叫“醒”，卷二叫“情”，一共十二卷，都是说一个字，性灵毕现。第二件做出版人。他善于“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当然，要知道这些别人不知道的野史故事或是名人轶事，那是需要花真功夫博览群书的。自己发发微博赚点粉丝围观那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眉公便做起微博营销，把这些励志的故事分类编成书出版，或者干脆把版权卖给书商，扩大影响力。这是一项名利双收的活计。可见他适应商品经济的头脑比一般读书人灵活得多。想想也是，整天家里访客盈门，还要管吃管住，如果只是聊聊天、喝喝茶，或者切磋下棋艺，那是要坐吃山空的。
　　晚明是个相当有趣的时代，尤其在江南发达地区，大批文化人用“性灵”小品文造就了个性解放、市民意识等社会风尚，陈继儒的文风大约正好符合“百家讲坛”的要求，所以更受欢迎。不妨将陈继儒著名“微博”作品集《小窗幽记》　拿出来，撇开“留七分正经以度生，留三分痴呆以防死”之类大白话，抄几条意味较雅的看看———
　　如说“醒”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卷一）
　　如说“情”
　　山水花月之际，看美人更觉多韵。非美人借韵山水也，山水花月直借美人生韵耳。（卷二）
　　如说“峭”
　　才智英敏者，宜以学问摄其躁。气节激昂者，当以德性融其偏。（卷三）
　　如说“灵”
　　空山听雨，是人生如意事。听雨必于空山破寺中，寒雨围炉，可以烧败叶、烹鲜笋。（卷四）
　　如说“素”
　　修净土者，自净其心，方寸居然莲界。学禅坐者，达禅之理，大地尽作蒲团。（卷五）
　　如说“景”
　　山居有四法：树无行次，石无位置，屋无宏肆，心无机事。（卷六）
　　如说“韵”
　　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剑令人侠，杖令人轻，尘令人雅，月令人清，竹令人冷，花令人韵，石令人隽，雪令人旷，僧令人淡，蒲团令人野，美人令人怜，山水令人奇，书史令人博，金石鼎彝令人古。（卷七）
　　如说“奇”
　　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夭也。（卷八）
　　如说“绮”
　　窗外梅开，喜有骚人弄笛。石边积雪，还须小妓烹茶。（卷九）
　　如说“豪”
　　胸中无三万卷书，眼中无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纵能，亦无豪杰语耳。（卷十）
　　如说“法”
　　世多理所难必之事，莫执宋人道学。世多情所难通之事，莫说晋人风流。（卷十一）
　　如说“倩”
　　相美人如相花，贵清艳而有若远若近之思。看高人如看竹，贵潇洒而有不密不疏之致。（卷十二）

　　四

　　佘山这个地方不知是因为陈继儒还是因为风景本身，成为文士名姝游赏的胜地。松江士子施绍莘（字子野）的别墅也在那儿，他因屡试不第而纵情声色，有一段笔记记录当时盛况：
　　余别业在西佘之阴，迩来倩女如云，绣弓窄窄。冶游儿乌帽黄衫，担花负酒，每至达旦酣歌，并日而醉。
　　尽管没有KTV，但也没有娱乐场所营业到凌晨二点的规定。这段文字基本把醉生梦死的景象说清楚了。看来陈继儒住的那个地方，不是城市却胜似红尘，那么他的“隐士”形象似乎会遭到质疑。
　　胡翼鹏博士在《中国隐士》中归纳了所谓“隐士“的一些个性行为：不仕，逃遁，托病，不入城市。而陈继儒用一个决绝的行动表明了这一态度。《明史》里这样记载说，陈继儒二十九岁那年“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这昆山应该不是苏州那个，而是佘山九峰之一的小昆山。这时，眉公已经与松江老乡、大名鼎鼎的董其昌齐名了。
　　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陈继儒却坚守隐士风范，东林书院顾宪成院长盛邀他当“客座教授”，谢绝；政府三番五次请他“出山”，一概谢绝。尽管活了八十二岁，但每次他都说身体不好，病得快死了。《明史》因此下结论说他“有终焉之志”。
　　话虽这么说，陈继儒的隐士做得与前辈大不相同，他的官场文场商场人脉实在了得，只是士大夫弄的正史，还是看不起商人，只说他出版人做得OK，却没有具体记载。而官场文场的场面就震撼了：首先是从小得到老乡、嘉靖朝政府总理徐阶的“特器重之”，注意，器重还不够，要加“特”。万历朝政府总理、太仓人王锡爵，请他陪儿子到苏州支硎山读书，那时，陈继儒还在准备考功名。另一位太仓人王世贞“亦雅重继儒”。正史用词就是考究，这里用“雅重”，表明与王世贞的交往与纯粹的官员互动不一样，因为世贞虽是太子少保、刑部尚书，但更是一位著名文史学家，还疑似《金瓶梅》作者之一。老乡董其昌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部级高官以书画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当年回乡造了幢“来仲楼”别墅，常邀陈继儒聚聚。《明史》　因此又要发出一声感慨：“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这样的“争”意味深长，不仅与陈老先生的深厚背景有关，更与他“性喜奖掖士类”有关，看看上面黄宗羲的记述就知道了。不仅包吃包住，可能还有“陈继儒奖学金”之类的项目。关键还在于，陈继儒相当靠谱，有时候人家可能仅仅是一句客套话，但他都当回事情的。想想这个“龙头大哥”当好也真不容易啊。

　　五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爆发了一场“机织工抗税斗争”，一位普通织工葛贤永载史册。它和天启年间苏州“五义士案”一起震动全国。葛贤被捕入狱后，经江南士绅和东林党官员奋力营救，终于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释放。崇祯三年（1630）十月廿三，葛贤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一个春日细雨的午后，我来到走过无数次的苏州山塘街，葛贤墓静静地坐落在五人墓旁。崇祯朝政府总理、苏州人文震孟题墓碑，万历朝政府总理、湖州人朱国桢以诗铭记，陈继儒撰碑文。陈老先生很谦虚地说，文、朱两位都是大家，自己是“山人”来写将军壮举，但“不可无一言以志其事实”。碑文一反陈继儒“性灵小品”风格，写得严肃认真，毫不拖泥带水。文末铭曰：“吴中义士气如云，留得余生代有闻。东海长虹挂秋月，丹青齐拜葛将军。”这块碑刻立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至今保存在五人墓内，成为详述当年这场抗税斗争的珍贵史料。
　　崇祯十二年（1639），陈继儒病重，他把子孙叫到身边，留下遗嘱。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中记下了眉公遗言，手书对联一副云：“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岁履薄临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鸢飞鱼跃。”又遗笔嘱几个儿子：“内哭外哭，形神斯惑。请将珠泪，弹向花木。香国去来，无怖无促。读书为善，终身不辱。戒尔子孙，守我遗嘱。”并关照就安葬在佘山中，不要墓地不要坟头，甚至不要种树，只要子孙牢记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陈继儒以自己价值取向中的“归隐”一格，再次证明了晚明隐士精神家园的淑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