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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继承:我本桃花坞里人(代跋)
【发布日期:2012/3/22】【作者: 柯继承 】【来源: 《桃花坞历史地标》 】【阅读次数:8008】【字体 】【打印 关闭窗口

去年仲秋,稼句兄打来电话,说是平江区正组织编写“苏州桃花坞丛书”,问我可愿意负责其中的一本。我爽快答应了,这多半在稼句兄意料之中。因为近几年,虽然我已几次婉辞了参与丛书写作的邀请,但关于桃花坞的书,我是一定要写的。原因很简单:我出生在桃花坞,生活在桃花坞,对桃花坞又爱又恨,爱和恨,几乎都是“浓得化不开”。

1947年春,我诞生在桃花坞“龙兴里”,龙兴里是桃花桥弄北端,过龙兴桥后直巷东侧的一条横巷。幼时的记忆实在没有留下什么,只隐约记得院子很大。龙兴里东北面是水面很宽的长鱼池,池边荒芜,但有几棵大树、几家茅屋而已。当我家搬到长鱼池北面约200米处的“三角湖”南岸即地名所谓“龙兴桥底西蔡家桥”时,中国的政权更迭已经有三、四年光景。也就是说,当我开始懂得玩耍和记忆、思索、学习时,已经是“新中国”的年代。而这个家,才是我的“老家”。

我家从龙兴里搬到西蔡家桥,是很有些喜剧色彩的。父亲当年因故放弃了为报刊写新闻稿的生涯,从上海来到苏州从事“制革”生产,“制革作坊”就办在龙兴里。父亲就在龙兴里做生意、结婚、生子的。

新中国刚建立的几年,政府对工商界的政策是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当时,我父亲的生意也蒸蒸日上,有关部门便竭力鼓动他重寻生产场所,把制革作坊做大。于是在各方配合下,在龙兴桥北端三角湖南岸一个已废弃的宅基地上,建起制革厂,这里位于西蔡家桥西面,直线距离约200来米。“厂址”实际上是政府替父亲选择的,门牌为西蔡家桥18,它占地面积很大,有几十间房和一个篮球场般大的院子,最多时厂内有职工20多人。事先,父亲也曾请人看过风水,说是要“大发”,所以父亲拍大了胆买下这块地基。谁知厂房建成后,就遇到政治运动不断。后来又遇统购统销,制革的主要材料猪皮与牛皮,一统购,市场上就买不到了,没有了原材料,生产就难以为继。接着,又公私合营、合作化,当时制革厂在东中市有爿销售皮制品(皮鞋、皮箱、皮带等)的店铺,是参加“公私合营”还是“合作化”?又被搅得日夜难安。父亲惶惑了:明明是好风水,如何一直“不顺”呢?

终于合作化了,“合作社”设在齐门内下塘,所有生产资料、工具全搬去了,18号内只住我一户人家实在太大,于是全家搬到最西边的16号(原职工宿舍)住下,18号先后租借给硝皮作坊、纱厂、机床电器厂等使用。

西蔡家桥16号、17号、18号,是连在一起的,三幢房屋3个大门3个门牌,大门都是朝北。三角湖南岸就这“三户”人家,龙兴桥、长鱼池一带的居民就习称它为“三家村”。三家村往东直到西蔡家桥,向南直到长鱼池,全是农田、荒野和坟地(田野中另有两家茅屋,即14号、15号,主人均为菜农)。16号是独户,车厢式的两间。东隔壁17号,是一座典型的苏式大院,门口沿河有照墙,大门内是大院子,有厢房。大院子后另有围墙,围墙内才是主人的客厅、厢房,再后面才是内厅,厅房有楼,再南面才是有花木、湖石之胜的院落。据考,17号的主人就是旧时大名鼎鼎“孙园”的后裔,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孙家已败落。50年代起,尽管孙姓后裔还住在17号内院中,大院厢房、边房等,都出租给他人住用了。17号东侧就是18号厂房。

“三家村”座落在桃花坞、也是苏州城内最西北部。内城河从阊门水城门进来,沿城墙脚东北走向,经尚义桥,过西四亩田、东四亩田、城北里北侧,到达“三家村”此处,又一分为二。一条继续沿城墙脚东北走向,直去平门,仍称内城河;另一条岔开直向东去,穿过西蔡家桥、东蔡家桥,进入原“五亩园”内,称蔡家河。东西向的蔡家河与继续东北走向的内城河之间的大块地盘(呈三角形,面积在百亩以上),宋代时是蔡庄所在,但解放初已成荒野,除了几个小池塘、几家茅屋、一些灌木丛外,主要已是菜田。“三家村”北面的水域人称“三角湖”,之所以称“三角”,就因为内城河到这里一分为二,形成三个河口的缘故;之所以又称为“湖”,因为这里水面宽阔,从南岸到对面城墙脚,三个河口汇合处,长度与宽度起码各有100来米,而通常水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就称湖了,三角湖是名副其实的。吴语湖、河不分,所以三角湖有时也称作三角河。三角湖实际是西北内城河最宽最深的一段,湖西南边还有个凹塘,秋天专供装满稻柴的船只停歇靠。旧时桃花坞居民炊事用的燃料稻柴,几乎都从这里上岸买卖,凹塘也因此被称作稻柴湾。“三家村”北临三角湖岸边的砖砌小路,据说筑于太平天国占苏期间,它东接一条泥路直达西蔡家桥那顶小石板桥南堍,西去几十米至稻柴湾,又南折百多米,过长鱼池西口,与龙兴桥(巷)北端相直。湖的正北面,就是西南——东北走向的古城墙,高高完整无缺的古城墙外,就是更加宽阔的外城河,再北面就是火车站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城墙拆去,城基扒低,站在“三家村”门口,就能一眼看到当年城堡一样的日式火车站

这个介于苏州平门、阊门之间,面积至少在千亩以上的蔡家桥地段,即内城河以南、东西四亩田和长鱼池以北、原五亩园以西的地块,除“三家村”外,已没有连片的民居,广野之中,只有疏疏点点的几间民房。直到1958年,这里还拥有未经破坏的江南田野风光,是桃花坞腹地中的腹地,小桥流水、高树丛林、孤寺废院,以及荒坟、湿地……这块地盘的东南边,才有些连片的断墙残垣,那已是今大营弄、西大营门一带。而这近于荒野的地方,对桃花坞居民来说,是最为广阔的后花园,尤其对我们小孩来说,更是五光十色、趣味无穷的自然天地。

每当春天,我和我的同伴(乡邻的孩子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兴致勃勃地迎送着一批批踏青的游人,或者攀折杨柳,采摘桑叶,看菜农点豆种瓜,看渔夫捕鱼捉虾。夏秋之际,这里更是一个繁忙的世界,浓荫深处,虫鸟乱鸣,我们或者在河边柳荫下垂钓,或去草丛里捕捉漂亮的昆虫,或者钻进水里惊吓河中的鹅鸭,或者爬上树巅捉拿知了(蝉)与天牛。高兴的时候,在野地上打几个滚,做着老鹰捉小鸡、官兵捉强盗的游戏,甚至互相以掷泥块取乐。夜晚,满天的繁星,又是数数儿的对象。我们也曾在葡萄棚下静悄悄地偷听牛郎织女的窃窃私语,也曾手持蒲扇扑打流萤,也曾被“纺织娘”声响所吸引。

而看“落水鬼”,则是最刺激的节目。

所谓“落水鬼”,其实就是水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城河里特别是三角湖中多有水獭,每到夏秋,白天闷热、夜晚清凉之时,河(湖)中的水獭有时就会爬上岸来,蹲在河边纳凉。月光下,黑黝黝的像只小猴,稍有风吹草动,它就“噗嗵”一声跳入水中。大人们常吓唬孩子,说这就是“落水鬼”,要“拖人下水”的,但我们都忍不住躲在树后或草丛中张望,看那水獭既要纳凉,又紧张兮兮,随时准备窜入水中的样子,真是又紧张又过瘾,但各人心中又有几分害怕。

更多的时候,就围着大人听讲各种故事而又惊又喜。

少年时的桃花坞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但在父母眼里,我一直是个闯祸的胚子,因为“闯祸”,没少受到训斥,偶而还遭到拷打。被训斥或挨揍的原因,却又多与桃花坞息息相关。

很厉害的一次是采桑椹。蔡家河南岸多杨柳树,但东、西两座蔡家桥的桥堍,却有几棵大桑树。西蔡家桥南堍的一棵,尤为粗大,主干一个人都抱不过来,它已歪斜岸边,一些树枝已接近水面,年年结满桑椹,通常路人走过,摘几颗尝尝而已。桑椹成熟后挂果期短,平常我们也不在意。谁知有一次,我与几个伙伴去五亩园玩,傍晚回来,走过西蔡家桥南堍,见树上满是紫黑的桑椹,鬼使神差地忍不住爬上树干采摘,一边摘一边吃,直到天色暗了,才想着回家。家中人正在着急,父亲见我嘴角并脸上紫黑色的一片,急问做啥去了,问明是吃桑椹,当场就放下脸来,一口咬定我是到人家桑园里偷吃。我说是野树,父亲斥道:“果树都是人种的,今天拿人家的桑椹,明天就采人家的桃子、橘子了!”——当时桃花坞大营弄、西大营门一带,许多废院中都栽植桃树、橘树。平常听我们去五亩园、唐家园,父母总提醒别去随便摘果子。我有点不服气,咕噜了几声“明明是野桑树”,父亲勃然大怒,抄起鸡毛掸帚,一顿狠揍。

起初我在东中市小学(钱业小学)读书。在东中市小学,“幼儿园”念了3年,小学念了4年,要说印象,是觉得自己长得很慢,从小班升到中班,再升到大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升级”多慢啊,上学、回家,有趣的事好像都在课馀。大约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上“劳作课”,不再是“折纸工”(即把纸片、纸板按要求折成或剪贴成各种几何图案或动物形象)、做风筝等,而有了一些社会劳动,如扫地、植树等。那天,学校忽然动员学生去铲“千脚泥”。当时民居室内多铺砖地,人们来回走动时,鞋上沾的湿泥杂物日积月累,砖面上便积有污泥,千次万次,压紧成泥,所以名叫“千脚泥”。据说铲下的千脚泥用来沃地很肥,很受农村欢迎。于是学校动员小学生“积肥”,铲千脚泥成了一道最热门的风景线。每个同学都一手拎着篮子或吊桶,一手拿着铲子、竹片之类的东西,先是在学校的大礼堂(铺的是方砖)里铲,后来就到周围居民家有砖砌的门庭或客堂中铲。最后,不知谁建议,学校斜对过虹桥下面有一户人家,有好多厅堂,都有千脚泥,于是在老师的带领下,跨过虹桥,沿(阊门)下塘街向东走了好一段路,才到达(后来才知,这户人家就是陆润庠状元故宅)。大门不开,走的是边门,一进去,就是长长的弄堂(备弄),光线暗暗的,阴森森的,但走进去后,走一段路,左面或右面,就有个门,推开门,里面就会有天井、厅堂,砖铺的地面上,都有厚厚的千脚泥。同学们就像发现宝贝似的欢呼起来,各奔东西,用铲子铲泥,又把一篮篮千脚泥汇聚到老师带来的萝筐里,劳作课就算结束了。后来,“千脚泥”越来越少,就转移阵地,来到桃花坞大街,大街的北侧,像陆状元故居的老宅有好多,但铲千脚泥的人也多,遇到其他小学的学生,为争着铲泥,时时吵闹,往往闹到主人出来“劝架”,老师过来训斥,才作罢休。

又如,同学们都有各种纸张,折成飞机,迭成纸袋,包书面等,或者薄的,近于透明,正好放在画片上,予以描绘,或是彩色的“腊纸”,可刻剪成各种图案。我父母不知出于何种想法,从不给我零纸,于是,我就想用东西与同学交换,苏州话叫“调”。用什么“调”呢?东西太多了,什么都可以,一只知了(蝉)、几只金火虫(金龟子)、天牛、纺织娘、蟋蟀等。这许多昆虫,在桃花坞可是应有尽有啊。但最吸引同学的是一种叫做“红黄蓝白黑”的“蚱蜢”——后来才知,它其实就是蝗虫,并不是尖头的蚱蜢。不过,这种蝗虫,身子不是土黄色,而是绿色,最奇怪的是两条高高撑起的后腿,是彩色的,一段红,一段黑,一段黄,一段绿,而且表面非常光亮,像上了一层蜡,特别显眼。这种被我们称之“红黄蓝白黑”的蝗虫,似乎只有我家后面,即南面围墙外与长鱼池之间的荒地坟冢中才有,“红黄蓝白黑”颜色鲜艳,飞不大高,以蹦跳为主,又不易死亡,许多同学都喜欢,一只“红黄蓝白黑”可换10多张纸。有一次,我用几只“红黄蓝白黑”调了一个同学一本未用过的“发票簿”。回家给父亲发现了,父亲大吃一惊,以为我拿了哪一家商店的发票,直到问明事由,再跟我去家后荒地上捉了一只“红黄蓝白黑”后,才算了事。而那腿上彩色的蝗虫,也引起了大人们的惊奇。之后,几十年过去了,我再没有见过后腿彩色的蝗虫。

在我的记忆中,四年级(1958年)时的一次“轧神仙”,印象最为深刻。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四,正逢公历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又是星期天,不仅中市河北的下塘街“神仙庙”附近是人看人,人挤人,中市河南的东中市、西中市大街上,也是人山人海。大街两旁,放满了各种花卉、盆景及玩具、工艺品。特别是东中市从皋桥到中街路口的一段,人行道上,简直成了花卉的世界,郊区花农还运来许多白兰花树,每一株都有二人多高,种在巨型花盆里,树干都系在用粗竹竿扎成的架子上,花树都是刚从虎丘暖房里搬来,花树上还开着白玉般的花朵,芳香扑鼻。当时东中市小学的校门朝北,面对东中市大街,门内前后两个大厅,也都堆满了各种花树。略小一点的花树更是挤满了路两旁,一堆一堆的,有桃树、海棠、山茶、玫瑰、月季、蔷薇(习称“十姐妹”)、杜鹃、栀子花、玳玳花,还有各种半人高的小竹树、南天竺、枫树、桑树等,价钱大致是每株2分到3分,草本的花花草草更多,而最多的则是旧时被称作“千年蒀”的万年青了,每棵也只1分或2分。皋桥东堍北面是张广桥,桥的南堍东、西两旁较宽,东面是一家南货店,店门前是几个出售金钱龟、洋老虫(白色小洋鼠)、各种宠物狗的小摊。金钱龟是一种龟背有黄色花纹的小乌龟,又称神仙乌龟,它们都趴在一只只面盆大小的木桶里,供人观赏、挑选,每只3分或5分。有一个卖金钱龟的摊前,正演着“叠罗汉”。摊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当时戴眼镜的不多,所以愈加引起我的注意。走近一看,一只足有尺把高的木桶上面,罩着渔网,里面竟有十几只金钱龟。眼镜老头手持一根细木棍,穿过渔网伸进桶里,嘴上念念有词地哼着什么。再仔细看去,奇了,原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金钱龟,在老头细木棍的指挥下(也许起指挥作用的是老头的哼哼声),竟沿着桶边爬将起来。过了一会儿,一只最大的金钱龟爬在桶底中心,之后,一只较小的爬到它身上,接着,又有一只更小一点的爬到第二只龟身上,接着又第四只、第五只……依次跟着爬上去,分别踏在它的“伙伴”身上,大约总共八九只吧,搭成了一座宝塔,时称“叠罗汉”。爬在最上面的一只金钱龟只有铜钱那么大,它那高高翘起的尾巴酷似那宝塔的塔尖。众人乍见这“叠罗汉”,皆惊得目瞪口呆,之后有好多年,我都一直引以为奇。几十年过去后,我才知道,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乌龟“叠罗汉”(又称“龟塔”)的记载,生物学家也证实,乌龟天生就有这样背甲相叠的习性。

工艺品小摊上,还能见到出售的“面人”。面人是用混合了各种鲜艳颜色的淀粉泥(相当于后来出现的“橡皮泥”,但比“橡皮泥”鲜嫩),通过人手的巧妙捏合而成。面人多做在去掉灯芯的空玻璃电灯泡里,每只灯泡里的面人往往组成一个故事场面,如《白蛇传》里的“水漫金山”,《宝莲灯》里的“沉香劈刀救母”,《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战铁扇公主”,水浒故事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等。 “面人”做得惟妙惟肖,背景(山水、建筑、树木等)及各种道具(如雨伞、宝剑、扇子)也都塑得十分逼真。在一个普通灯泡大小的玻璃泡里,能容纳捏塑成的各种传统故事大场面,真让人叹为观止。但面人的要价很不一致,一般的每只玻璃泡要5分,贵一点的要1角。我记得,最贵的要算“水漫金山”了,或许玻璃泡里安置的面人多(有白娘子、小青青,各种虾兵蟹将及大小和尚),又塑有山、水、庙等背景,要价竟高达21只,对我们大多数小学生来说,这真的太贵了。当时买支铅笔才3分,看部电影也只5分钱。

念完四年级,东中市小学忽然要改成“寄宿制小学”,学生都要住在学校里。不寄宿的学生都转学到附近小学,我也就来到石幢弄的桃坞小学念五年级。这正是“大跃进”最红火的时候,要“大炼钢铁”,要“15年超过英国”,各处都砌起了小高炉,砌高炉要砖头,残缺的城墙上有的是,大人们都去搬运城砖了,小学生则到处在各个角落(特别是河边)收集小砖,然后放在竹编菜篮中,每两人拎一篮送到学校,又集中排着队,敲着锣鼓,拎到砌高炉的地方。当时东蔡家桥一带的荒地和菜田里,一只只小高炉就这样砌起来了。高炉边,放着成堆的暗红色矿石,据说就是铁矿石。还有不知从哪里搬来的好多灰白色的太湖石假山,工人正用铁榔头把它们砸成拳头大的一小块一小块,这就是炼铁必需的石灰石。还有黑色的焦炭——那是用煤放在窑里烧炼出来的,一块块,也是拳头般大小,它表面布满了小孔。不知谁发现,将焦炭放在头颈后短发上擦过,短发会被吸住,猛一掠过,头发被拉住,很痛。于是许多男生都拿着焦炭各自追逐着“吸头发”。

高炉点火后,这些铁矿石、石灰石、焦炭全被丢进炉子里,炉门已被青泥封住,鼓风机鼓起风来,就算是炼铁了。高炉的炉口上下各一个,据说,上面流出的炉水是炉渣,下面流出的才是铁水。“出高炉”时,只见工人用钢钎把封炉门的青泥凿开,里面红彤彤的炉水就流出来了,于是,锣鼓敲起来了,庆祝“炼钢”成功。

当时,东蔡家桥北面的空地上,全是高炉,而西蔡家桥北面,亦即我家河对面的旷野上,则是炼焦炭的地方。一只只泥封的土窑,像是巨大无比的黑色馒头,窑顶留着出烟口,整日整夜冒着火光与烟雾。

忽而,家家户户又要贡献“废铜烂铁”了,每家都把铁床、铁椅,甚至铁门以及各种破铁锅、铜吊子、铜暖锅、铜脚炉搬出来,称斤折价,卖给国家支援建设。许多家的铁门,特别是一些家住志仁里、外五泾浜、西中市、舒巷、德馨里的同学家中,有铁门的,几乎全被拆下,送到高炉里“炼铁”了。而我们小学生的任务就是“拣”,“拣”一些钢铁小杂件,送到学校,没有的话,也只能将家中尚存的小零件如铁锁、铁钉、劈柴刀等等,偷偷地送到学校——谁愿意挨老师批评啊?记得有位同学,为了不挨老师批评,把家里门窗上所有的铁搭配撬了下来送到学校,结果被他母亲狠狠地揍了一顿。

按照当时的政策,小学毕业是不用考试的,毕业生全部升入初中。桃坞小学的毕业生,按地段全部升到市第四中学(即原桃坞中学)。这时,“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喧闹已经过去,炼铁的高炉也几乎一夜间全被拆毁,接踵而来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减少了,其它食品更几乎绝迹,桃坞中人未能幸免。为了对付食物匮乏的威胁,城里的居民纷纷于房前屋后栽种作物,充分利用边边角角每一块空地,这种自力更生“垦荒”的形式,当时称为种“十边地”。桃花坞腹地空闲地多,昔日的城墙上,砖已搬光地扒平,城河有的河段也被填去一半,还有路边、院子里、花坛上,炼焦炭造成的土堆上,可利用之处实在是多。那些角角落落,能种上蔬菜的地方,全种上了蔬菜。三角湖西南边,被倒垃圾的偷偷倒了几个月的垃圾,著名的“稻柴湾”就是这时被填掉的(这时市民燃料都用上煤球,稻柴已很少进城销售,“稻柴湾”也失去功用)。附近的居民在填去的河湾上开垦栽种,我家也在这里占得一块空地种起蔬菜。

十边地上种豆、种瓜,种得最多的当然还是青菜。特别在秋天,栽种的几茬大青菜,总是长得又大又肥,厚实的矮菜梗,青玉般似的,撑起墨绿色的菜叶,油亮油亮,一棵棵整齐排列。看着亲手栽种的青菜日长夜大,家人特别是我们兄弟姐妹,就别说有多兴奋、多高兴的了。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从大街上回来,瞥见河边一畦菜田里少了几排青菜,裸露的地面还留下一个个小坑。“不好,有人偷菜!”边想边赶到河边,看见一个中年人,正在转弯处踯躅不前。他挑着一副大得出奇的破箩筐,但人长得白白净净,穿戴也整整齐齐,看年龄,最多也就40岁吧。整个神态,一点也不像常见的货担郎。奇怪的是,他肩挑的箩筐,一只像是装了东西,沉沉的;另一只大约还是空的,翘得高高的。过去一看,呀,那沉甸甸的箩筐里,装的正是刚从田里拔起的青菜,菜根上还粘着泥土。我一手抓住箩筐,愤愤地问:“这青菜哪里来的?”中年人本来就有些恐慌,此时更涨红了脸,嗫嚅了好一会,眼里似乎还噙着泪水,见我不松手,终于撂下箩筐,跌跌冲冲地跑了。弟妹赶来,见了也七嘴八舌嚷个不停,因为那只空箩筐里竟有一把半新不旧的黄油布伞!伞面上,还有写得特别硬挺的六个毛笔字:蔽风雨,护人生。

见我们对着雨伞发愣,闻声前来父母,埋怨我们“太鲁莽”、“太过分”——当时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单纯可爱:见到别人留下的东西,好像都有责任把它归还原主,否则就是不道德。可是,我们又能怎样“物归原主”呢?最后,还是大人们建议,把这把伞挂在门口屋檐下,希望主人能来取回它。

可惜,那是个凸显“民以食为天”的年代,除了食品有人觊觎外,其他东西,是很少会被贼偷光顾,更别说旧布伞了。从此,这把油布伞一直挂着,经受了不知多少天的日晒夜露,直到完全散了架。

那位中年人,再也没有出现。

桃花坞水域多,所以鱼也多。本来,渔民们在城河里捕鱼后,桃花坞居民就近买鱼,既方便又便宜;居民带着小孩,河边捉鱼、钓鱼,摸点蚌与螺蛳,也是家常便饭。但困难时期,桃花坞一些主要池塘和河段都被用来养鱼,大家也就不能随便捕捉“鱼腥虾蟹”了。我家门口的“三角湖”更是成了桃花坞最大的鱼塘。看护鱼塘的就在湖对面城脚下湖边,搭了个草棚,一半伸入水面,人住草棚上,渔船放在棚下。起先,附近的居民,特别是我和我的伙伴,与看护渔塘的就常常有争吵,我们能捉的、能钓的,都是野鱼(鲤鱼、鲫鱼、串条、鳑鲏),而他们养的只是青鱼、草鱼、鲢鱼。野鱼凭什么不让我们捕捉呢?再说这城河、三角湖又不是他们的。

第一任看鱼塘的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妇。男的长得矮小,但十分精悍,不知姓什么,我们仿照《水浒》里的说法,称他为“矮脚虎”,女的是个哑巴。矮脚虎一见我们钓鱼,就出来叫骂,我们很怕他。就常趁他不在时,隔了岸边,嘴里叽哩括拉,并挥手拍脚,尽量作出斥骂哑巴的样子,哑巴此刻也会钻出草棚,与我们隔空斗法,她音色粗哑,手掌凌空挥舞,就这样几乎每几天都要闹一场。

后来,此事被矮脚虎发现了。他也不坐船(待船划来,我们早逃走了),而是偷偷从城河西边东四亩处(那里有小桥)绕道赶过来,好几次追到湖边,我们才发觉,狼狈逃回家中。沮丧了好一阵,我们终于想了个法子:惩罚矮脚虎。原来矮脚虎进出都是赤脚,从不穿鞋,我们就在他绕道过来的湖边丢了好几枝棘荆,还用剥下的硬刺和铁丝、图画针,朝天埋在泥土中。那天,趁他们夫妇都在时,故意哇啦哇啦笑骂,还用竹竿装作钓鱼的样子。矮脚虎恼了,威吓了几次,见我们没有停止的意思,就“故伎重演”,又绕道而来。我们装作不知,叫骂得越加起劲,矮脚虎愤愤而来,全然不知小路上的“机关”,刺得脚掌都流血了。这一“仗”的结果是:矮脚虎告状告到我父母处,我们意识到闯了大祸。谁知矮脚虎并不像《水浒》中的王英那样鲁莽,居然很会演戏。对着我父母又是作揖,又是流泪,还抬起流血的脚让大家看,又喃喃地讲了不少话。矮脚虎走后,父亲狠狠地骂了我一连串的“小赤佬”,“一点规矩也没有”,严训我们以后不许嘲弄哑子。但此后,矮脚虎居然让我们小孩自由钓鱼了。

一年以后,矮脚虎夫妇走了。来了个讲北方口音的,长得人高马大,眼大眉粗,而且是个麻脸,很有些威势。他起先也不让我们钓鱼,我们又忍不住了。终于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站在湖边,高声叫道:“麻子麻,采枇杷,枇杷树上有条蛇,吓得麻子颠倒爬。”谁知麻脸并不生气,咯咯笑着摇船而来,见我们四散逃去,他也不急,把船只系在码头上,坐在船头唱起小曲——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麻脸曾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高官。解放时,不知何故没被判刑,也不安排工作。后来,就顶替矮脚虎来看鱼塘。他唱的小曲,我们又听不懂,只得远远地骂道:“反革命,反革命。”麻脸这才生气了,连声喝道:“老子是反革命,谁是老革命?”边喝边起身摇船回对岸去了。后来听说又找到我们几家住户的大人,又有约定:鱼,让我们钓,原因还是我们小孩是钓不到家鱼的;人,不许骂,不许骂“麻子”,更不许骂“反革命”。几天后,父亲神色凝重地问了我事情经过,但他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叹道:“这‘麻子麻’,也是儿歌,不算是骂人吧?但‘反革命’,千万不能随意叫呵!”

三年“困难时期”,对桃花坞的伤害虽然严重,但还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桃花坞的街巷格局未变,桃花坞的居民成员,也几乎没有变动。1964年到1965年,桃花坞又开始恢复生气,但学校里,政治老师和班主任(通常是出身好的青年教师担任)开始喋喋不休地大讲阶级斗争了。他们嘴里讲出的“阶级斗争”其实是很可笑的。讲来讲去,无非是校门口的私营食品店、街头巷尾有烘山芋摊头,社会上有人非法买卖布票、煤球票,“黑市(农贸市场)”里有人把粮票换鸡蛋……但当时,是作为严重的“敌情”来讲的。桃花坞的居民,无论是文化人(桃坞文化人以教师、艺术家为多)、手工业者(工艺从业人员),还是一般的企业单位工人、商贩、菜农,其实都很本分,既没有大红大紫的名家,也没有大奸大恶的坏蛋,但在学生眼里,也有几个“表现”有点特殊的人物,例如,被我称之为“六宜楼”的一个老头和外号叫做“男派出所”的妇女。

老头住在市四中东面“宝城桥弄”北头的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南面当时是个无主废园,北面就是地名叫做东四亩田的荒野,东面是东西向桃花桥四弄,往东直达龙兴桥南堍,与桃花桥弄北端相交。四合院很大,里面除屋舍外,还有花圃、天井,年龄约50开外的老头似乎就是这家的主人。平时,四合院大门总虚掩着(当时桃坞人家的大门,白天虚掩的多,关闭的少),但少见有人来往。老头每天出来散步,一袭长衫,把那慈善的相貌、适中的个儿裹得十分得体。要说奇怪,就是老头后脑勺上还留着发辫,走路直挺挺的,一手后挽,一手拂着山羊胡子,很少讲话,脸上却总带着微笑。这微笑似乎不专对某个人,而是对着被他注视的整个世界。在我们这些被政治教育搅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学生眼里,这怪老头活脱脱就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了。

一天午后,我与母亲从西中市买了两客“生煎”(吴语,即生煎馒头的省称),沿桃花桥弄往北回家,老头从桃花桥四弄走来。母亲正与一位熟人打“招呼”,熟人问:“阿是现在还有生煎买?阿是哑子(吴语,即哑巴)做的?”母亲答:“正是,大观园买的。”大观园是西中市的一家饮食店,楼下设一专做生煎馒头的灶台,“主锅”的是个哑子,瘦长个,他做的生煎馒头特别鲜美,人称“哑子生煎”。

大观园就在著名的菜馆“六宜楼”西隔壁。“六宜楼”在困难时期,没有倒闭。此刻,已改建一新,巨大的招牌“六宜楼”前还冠有“皖省”两个字。老头径直走过来,也不管我们认不认得,点头就说:“哑子生煎好!”我很奇怪,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老头笑了,对着我手中装着生煎馒头的钢精锅,点头道:“六宜楼隔壁买的?”母亲应了一声,老头仍旧看着我问道:“小弟弟,六宜楼,六宜楼,倷阿晓得(知道)‘六宜’的意思啊?”

“六宜”是什么意思,我还真不懂,但老头这一问,是冲着我来的,不得不答。我想起了招牌上“皖省”两字,便随口答道:“是安徽省吧?”老头未等我说完,拍手笑道:“真聪明,真聪明,是安徽的,安徽多竹啊:‘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佳哉,佳哉!”说着,又对我们点点头,扬长而去。

老头所背诵的是宋代王禹《黄冈竹楼记》中的一段,王不是安徽人,黄冈在湖北省,似乎与安徽也没有关系,“六宜”与安徽有什么关系,我至今未弄明白。但那次老头给我印象深极了:热情,和蔼,又有点怪。一口的苏州话,又糯又软,而背诵的句子,又是那么朗朗上口……只是他姓什么,叫什么,连我母亲也不知,后来提起他,我就称他“六宜楼”。

“男派出所”是一位中年妇女,住桃花坞大街沈家弄,据说原是木渎人,没有正式职业,为苏州扇厂画扇面,以“外发加工”为生。这位妇女面目清秀,做事说话慢条斯理,什么都比人家“慢半拍”,特别是说话,总是很“老式”。最好笑的一次,调查户口,她不在家。事后听人说派出所有人来(当时对公安警察,习惯称派出所的,绝不像港澳片中通用的“公安”两字)。她听了,呆了半晌(也许是吓着了),才缓缓问道:“真的?是男派出所,还是女派出所?” 她问是男警察还是女警察,但话讲得别扭,周围的人一下子都笑开了,后来干脆就称她“男派出所”。

“男派出所”一直未婚,似乎也没有什么亲戚,领养了一个男孩,在念初中,生活相当清苦。

我最后一次见到“六宜楼”与“男派出所”,是在1968年的1214日。这一天,市四中及其他几所中学“上山下乡”的学生,是在平门桥乘船出发的。当时,平门桥南堍及马路上站满了前来送行的家长、老师,“下乡知青”纷纷上船,岸上的人,有哭哭啼啼的,也有强作笑颜的。我与母亲作别后,也准备上船,猛地发觉“六宜楼”与“男派出所”也在送行人群里。“六宜楼”依然是长衫一领,但他脸上失去了往常的笑容,毫无表情,两眼茫然地望着我们这批正在上船待发的青年学生们,山羊胡子在略显干瘪的下巴下不时地抖动着;而被人搀扶着的“男派出所”,则哭得像个泪人似的。难道“六宜楼”也有小辈下乡插队?难道“男派出所”领养的孩子也到了下乡的年龄?当时的我,自顾不遐,也没多关心。

后来,回家探亲,我问起“六宜楼”与“男派出所”。据母亲说,“男派出所”不久就失踪了,有人猜测,她是回木渎老家去了。而“六宜楼”起先依然在桃花坞大街、桃花桥弄、宝城桥弄、龙兴桥一带散步,脸上仍然挂着笑容,只是愈加不与人打招呼。约两年后,有人说他生病,被送去医院,从此也没见回来。

改革开放后,每逢我们全家团聚,还都忘不了谈谈“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在感慨世事巨变的同时,总会提起那几位与我们有“瓜葛”的人儿来。特别是留下油布伞的中年人,要是健在的话,也该六、七十岁了。他在彼时彼地表现出的慌张和软弱,以及撂下箩筐,跌跌冲冲跑了的形象,也常在我们面前晃动。显然,他不是拾荒之类的城市贫民,也绝对不像一个从事野外作业的体力劳动者。那么,他是谁呢?那把写着“蔽风雨,护人生”六个字的油布伞,对他而言有什么意义呢?拔了半箩筐青菜,最后撂下而逃,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他的第一次,还是他的最后一次……?“六宜楼”与“男派出所”也算是特殊的两位:一个穿长衫、留辫子、蓄胡子,一个是讲话总怯生生的,而且不合潮流。最奇怪的是,两人都没有工作,也没有单位,这种“两无”情况在当时被视为大忌。特别是“男派出所”,年纪轻没有工作,不结婚,却领养了一个孩子,真的很特殊。这两人是否都活过“文化大革命”?无人知晓。

水是桃花坞的骄傲,桃花坞从来不缺水。除了河道,还有更多的水井。大户人家、一般殷实人家,只要有庭院,几乎都有口水井。而大街小巷,还有公井、义井,桃花坞只愁水多,从不愁无水。早先,一般人家总有两只缸,一只米缸,一只便是水缸。如果饮用的是河水,则总把水倒满缸中,然后倒进一小杯明矾水,再用竹竿或木棍在缸中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搅拌约十多分钟,当缸水渐趋平静时,再把缸底明矾水吸附的沉淀物,用管子吸出,或干脆不理它,让它沉积缸底,上面一缸水就可饮用了。用井水,就不必用明矾水,有的人家连河水也是直接煮烧食物。

大约在1964年左右,桃花坞地区开始安装“自来水”了,当时小池塘、小河浜已几乎填尽,居民开始增多,公井用水也显得有点紧张,就有居民申请自费安装自来水。市政部门也开始在小巷装起公用自来水龙头,花上一分钱便可挑回一担清水。但仍有人家嫌自来水有“漂白粉”味道(“氯气”),照样到大河边挑水用。至于井水,仍是人们的最爱。公井旁,总有好多人吊水、洗菜、洗衣服,因为井边用水还是居民们难得聚会聊天的机会。河水,特别是桃花河、城河(包括三角湖)的河水仍是十分清洁,专用自来水还不是桃坞居民的习惯。“杂货店”里明矾照样畅销,偶而断货,还会引起恐慌。桃花坞还是古城中最古老、最宁静的一隅,尽管比起观前、石路,桃花坞的破旧已经很明显,但桃坞人仍是很满足。

这种安于现状的满足,最后是被呼啸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冲毁的。最初,受到冲击的是桃坞地区惟一的完全中学——市四中,“停课闹革命”了,“破四旧”了,红卫兵,大字报,校长打倒,老师批斗,一片混乱,后又进驻了军宣队、工宣队,组织学生学习。一天,大家发觉一位姓丁的同学,头颈后有些红色的疮疤,说是“癣”。大家都感到惊奇,当时只听说有“脚湿气”什么的,颈上怎么患上癣呢?原来这位同学住桃花桥弄,停课时,常在桃花河中游泳,不慎患上了癣症。这让大家都很感慨,桃花河水,两岸居民不知饮用了多少代,一直很清洁,这两年河中鱼少了,螺蛳也不多了,但现在居然连游泳也不行了。据说附近有几家大厂的污水就直接排入河中,工厂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国家怎么也不管呢?——“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就这样开始在大家周围明目张胆地肆虐了。

但在这个时候,我家门口的三角湖,基本还是老样,早先困难时期,湖西端东四亩田一带虽已被截断,但坝下仍有通道,现在,三角湖仍是城河最宽的一段,还是市民钓鱼、游泳和洗菜、洗衣服最好的场所,石幢弄、东、西四亩田、城北里、龙兴桥、长鱼池、东、西蔡家桥的居民,不用自来水的,仍主要饮用三角湖的清水。

高考取消了,反正没事,人也长胖了不少,夏季最好的运动游泳成了我天天的功课。早先,我学会了在水中仰浮,能长时期手脚不动,双腿稍沉水中,胸部几与水平,头,特别是面部仰于水上,能呼吸,能讲话,仰望蓝天白云,别有情趣。河中鱼虾多,也不怎么怕人,人浮水面,时不时就有鱼儿来啄你的腿,啄你的背,啄你的头颈,痒痒的,酥酥的,偶而划动的手脚还能碰到鱼身,鱼儿激动起来,跳出水面,又“噼啪”一声掉入水中,溅你一脸水珠。这种仰浮,不是任何人能学会的,但学会后十分有用,特别在游泳感到疲劳时,只需仰卧于水中,随水漂浮,任水浪托浮,比站在岸边还舒服。在经常一起游泳的伙伴中,我是第一个学会仰浮,因而也特别的得意。

记得一次,天色已近黄昏,同伴们家住得远,全都上岸回家了,我还在湖中。发觉父亲与他的几个同事正从东北面的城墙基的土路(平四路前身)上走来。当时父亲还在齐门的制革厂工作,下班,总是沿城墙基从齐门到平门,再到桃花坞的。我待父亲一行走近湖边时,便躺在水面上仰浮起来,本意是让父亲看看我的游泳技艺。我也的确瞥见父亲一行人在城墙基上,对在水中的我指指点点了好一会,但双耳浸在水中,听不清讲些什么。待父亲从东四亩田河坝上走到城河里边,沿河岸赶回家中,我这才上岸。谁知父亲一见我就沉下脸来:“这么大的人,吃饱了没事做,好端端的活人不做,漂在水上,让人骂‘死人’!”原来,当时父亲一行在城墙上走过,其中一个眼尖的发现了湖面上的我,因我是躺着让水托着浮着,便误以为是淹死的人,有的还说:怕是时间长了,人都浸胖了,白白的……当时我已20岁,我感到这是父亲对我责骂最严厉的一次,父亲的恼怒是出乎我意外的,可用“雷霆大怒”来形容。乡邻们也都惊呆了,因为父亲平时总笑嘻嘻的,人称“阿弥陀佛”。这一次,却不寻常。事后才从母亲嘴里得知,那一阵,父亲心情非常恶劣。父亲是个很胆小的老实人,又有点迷信。那几天厂里正贴了大字报,虽未指名道姓,却暗示厂里“走资派”包庇“苏州制革业最大的‘资本家’”,父亲非常不安,只担心“抄家”与“批斗”,而我却在水里“装死人”取乐。

“三角湖”果然也没太平几天。当市区到处是大字报的时候,从西街-桃花桥弄-龙兴桥-龙兴桥底,成了手板车的热线。那些装满碎砖破瓦建筑垃圾的板车,不断从各处汇集到这条路上,最后的终点就是城河与三角湖。那时,蔡家河已划入林机厂与机床电器厂,城西北无人管理的城河,成了倾倒垃圾的最佳处。城北里北面的城河填没了,垃圾板车逐渐向我家附近进逼,三角湖危在旦夕,附近的居民几次出面阻挡,我们还用水泥管子竖在路上阻断路面。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白天居民里老人多,小孩多,哪挡得住凶神恶煞般的垃圾车进逼?几个月后,工厂“停产闹革命”了,垃圾车才开始消失。

1968年底,当我与弟妹等纷纷上山下乡时,“三角湖”又复宁静了。第二年回家,三角湖水仍是清澈异常,仍有渔民在放鱼鹰,捉甲鱼,但这已是湖水毁灭前暂时的宁静。七十年代初,已经把蔡家河填没并各占一半的林业机械厂、机床电器厂开始扩占厂部,把眼睛盯住三角湖时,地方上什么都处于无人管事的状态,而单位的“需要”成了最有权威的理由。于是,填河、扒城墙、搬迁、拆房、砍树、造厂房……桃花坞内城河,从尚义桥起东北走向直到平门段,就在这个时期被彻底填没。作为内城河最宽深的一段——三角湖,作为桃花坞的母亲湖——三角湖,虽然几经周围居民争取,也未能挽回被填没的命运。湖面被填没了,一大半被纳入机床电器厂内,一小半后来成了平四路的路基。

从此,城河、三角湖、昔日桃坞腹地上的荒野、菜畦、古树、废院、旧宅,以及附丽于它们的各类居民、乡亲、儿时伙伴,只成了我们记忆中的一个牵挂,它不够浪漫,也不够悱恻,当它留在记忆里而时时挥之不去时,才让人感到,这还多少带有一点苦涩,带有几丝遗憾。

2001年,我参与“苏州现代化进程中的吴文化研究”工作时,为撰写论文《园林家居的意义和前景》,曾多次深入到阔别多年的桃花坞腹地,这里已经面目全非。原有我十分熟悉的小桥流水、旧院荒园,都被厂房和“老式新公房”取代了;而古迹之渺然,老民居之破落,糟糕得令人鼻酸;违章建筑加上原本就狭窄的街巷,使这里分外的拥挤、沓杂……作为古城内最古老的街坊之一,桃花坞有着其他街坊无可比拟的深厚人文内涵,历史上它对苏州的贡献也甚为巨大,现在却是明显地衰落了!但同时,对这里被列为旧城改造1号、2号地块,我也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尽管有关部门编号时,未必全从这点考虑)。于是我撰写相关论文时,全篇四段,就用了整整一段专谈“桃花坞的改造与保护”。文章在编入《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时,有关部门对我的尖刻话语和强烈呼吁未予丝毫删改,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桃花坞的现状确已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注。

更让我惊愕的是,我家兄弟姐妹4人,有3人文革时下过乡,改革开放后回苏工作20多年,都快退休了。弟妹所在单位,需要老家所在的派出所,出据证明他们的下乡年月,以便计算工龄。不料,先后都被告知:没有我们提供的以前住宅门牌档案,理由是:西蔡家桥根本没有16号、17号、18号的门牌(1988年编的《江苏省苏州地名册》,西蔡家桥门牌起讫为110号)!后来,费了相当的口舌,才间接地被予以认可。这事很令我感慨,我们当时住在西蔡家桥,这在宋代是著名的蔡庄,作为地名,也已存在好几百年。“文化大革命”中,处于无政府状态,机床电器厂掌权的造反派,要扩建厂房,根本未办手续,就硬将我们几家拆迁了,因为未经报批,“蒸发”的民居自然就没有档案可查。才过去二十多年,户籍就如此地“沧海桑田”了!档案都如此,何况人乎! 

又是十年过去了,桃花坞作为“历史文化片区”终于真正地引起世人的关注,深入推进综合整治保护与利用,以利环境整治、改善民生、传承文化、发展旅游,成了古城城市建设的重大工程 ,桃花坞振兴在即。作为“老桃坞”,我仅能以点滴的回忆和资料的荟集,作就一瓣心香,恭祝桃花坞的新生。

在撰写本书时,承蒙诸多好友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吴方中、洪云翔、王稼句、张维明、潘振元、王林祥、诸家瑜、宋永华,照莲法师、惟齐法师,以及老学长、老同学余志芳、金子棠、邓永茂、黄更生和我的亲弟妹继志、木兰、桂英等,就桃坞故里的来龙去脉,贡献了不少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州桃花坞的存在,不仅有生活的意义,还有生态的意义,在我们喜说或回忆桃花坞时,千万不能忘记桃坞人的兰风梅骨,不能忘记桃花坞给人最初和最深的印象是一派天真。旧时的桃花坞早就已矣,它是属于最后的古典;重生的桃花坞当然不应当是一襟晚照,它应当的是现代的、新颖的,但一定要是人文的、生态的。惟其如此,桃花坞才能新生,才能红颜不老,才能有人与自然和谐的淑世情怀,才能有人与人和谐的社会愿景。

柯继承  

辛卯年正月初七于忘形读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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