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寒山寺先后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五个阶段，历时90年，遇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系列事件。那么，这座千年古刹在走过这段耄耋岁月时的命运如何呢？

道光年间——

集体食物中毒，寒山寺遭灭院之祸

寒山寺自创建后，千百年里历数朝而屡兴屡废，自清代“乾隆三十九年（1774）甲午八月，住持比丘宣能续建大殿、前轩”后的半个世纪里，未见寺院建筑物修缮或重建的记载。

据清末叶昌炽《寒山寺志》卷一“志寺”载，道光年间（1821—1850），“惟住持果圆募修，见于内阁中书赵文麟《捐地碑》，岁月亦不详”。而据韦光黻《寒山寺汉铜佛像题咏汇编》记载，在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后，寒山寺“住持一澄有重建古佛阁之意”。道光二十三年（1842）之秋，“居士韦光黻与张廷翰发心摹刻汉铜佛像”。事成后，韦氏为文以纪之，并赋诗十律，同里诸君唱和甚多，韦氏遂将其汇为一编付梓成《寒山寺汉铜佛像题咏汇编》一书。

由此可知，寒山寺在道光年间，寺院建筑物最少有过两回修缮或重建。

道光时，寒山寺香火甚兴，后因发生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而遭灭院之祸，可谓绝大惨剧！近代散文家﹑外交家薛福成在他的《庸庵笔记》里如是记述：

某年月日，“值方丈和尚生日，特设素面，以供诸僧”，灶下养（养，炊烹的人）“见后园中有蕈二枚，紫色鲜艳，其大径尺，因撷以调羹浇汤”。谁知，诸僧、过客食面后竟然“忽一日尽死”，唯仅嗅香味而未食的“灶下养死而复苏”。经勘查，“罪魁祸首”乃毒蕈也，是它毒死了“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过客者共一百四十余人”，“吴下一大禅院……由此亦废”。之后，叶昌炽将薛福成这段记述收于《寒山寺志》卷二“志事”里，让后人了解了这段悲惨辛酸的往事。

集体食物中毒，空前绝后的劫难，寺院的僧人没了，但令人宽慰的是，寺院尚在！事后，有僧人来此，寒山寺重复生机，又成为了闹中取静、令人流连的古刹。咸丰二年（1852）八月二十四日，张纬馀“自秣陵还吴门，道经枫桥，访顾君河之……午后，与河之游寒山寺”，留下了“（寒山）寺近市，甚嚣尘，至则如入山林中。由大殿至后楼，徘徊良久……”的记述。

咸丰四年（1854），内阁中书赵文麟、前广东盐运使司运同周曾毓等，捐置寺旁隙地，起造楼房二进计28间，招租收息，作为寒山寺香火，并立寒山寺香产界址。是年闰七月二十日立《署理苏州府知府平翰禁占寺产碑》云：

为此示，仰该寺住持僧众及军民、地保人等知悉：自今以后，务将前项房屋妥为经理，永远遵守，毋许盗卖废弛。如有地棍匪徒觊觎、恃强谋占者，许即指名禀候拿究。地保徇隐，察出并提，重处不贷。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咸丰十年——

二破“江南大营”，寒山寺遭灭顶之灾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第二次大破“江南大营”，在攻克苏州时，寒山寺蒙难，遭到灭顶之灾，一夕之间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那时到底是谁放的火？至今有几种说法。

一说是驻防清军所为。叶昌炽《寒山寺志》持这一说法，《重修寒山寺志》沿用之。

太平军在攻克苏州时，“阊门适当寇（指太平军）冲”。城未陷，驻防清军为阻遏太平天国农民军进攻而纵火“清野”，“阊、胥二门外民房焚掠殆尽，火三日不绝”（清佚名《东南纪略》），“层楼杰阁，荡为烟埃，而此（寒山）寺亦遂无寸椽矣”！然后是“阊门中市，自西及东，直巷则专诸巷、吴趋坊，横巷则天库前至周五郎巷，延及刘家滨房屋之后半，尽为煨烬”（清王步青《见闻录》）。

《枫桥镇志》“大事记·清”一栏中亦如是认为：“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苏州城，清军在枫桥集镇放火，以阻止和破坏太平军的进攻。是年，中峰寺被太平军焚毁。”

一说是太平军所为。同治八年（1869），王步青撰《见闻录·苏州记事》，详细记叙了太平军攻占苏州的过程：

“咸丰庚申春四月，粤贼（太平军）由金陵东窜，初三日陷丹阳。提督张国梁阵亡。初五日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常州，避寇上海，贼长驱直逼苏州，至枫桥。苏抚徐、布政使蔡、按察司朱与府县共守省城。时抚标兵羸弱，不满千人，徐抚调九邑兵，助守城之六门，初九日徐抚登城巡视，见阊门南濠，居民屋舍，皆附城依倚，虑贼缘之以上也。命焚之，于是一昼夜火光未息，居民大惊忧，有误贼至者，长洲邑尊李涕泣曰，此做乱之道也。贼于枫桥望见，疑有诈，不敢进，阅两日贼逼渐进，城外已有贼骑往来，店铺被劫，皆闭。十二日城内时获贼谍，店亦闭歇，晚有提督坐绿呢大轿，带亲兵十余人，入城见徐抚，观者有谓此张总统所遣助守苏城者，马姓，兵皆屯阊门外，有谓此别省提督率兵过苏，为徐抚截留者，年可四十余，面黑须浓，一臂以绳络而挂于胫，云受霰子伤，须臾张灯出城去，究不知何事。是夕，城门悉闭，贼已阴至城下，而城内未觉，守阊门候补道李绍熙，本广东人，上海逆匪小景子党，降于前苏抚吉，后积军功，以道员补用，徐抚授以标兵二百，使率常熟兵二百守门，李开门纳贼。十三日昧爽，贼大股入城，戒勿声，分股，一袭官署，一上城巡陴，环走六门，胁降官军，徐抚方与朱按察议事署厅，烛未灭，闻变，朱曰，大人请自为计，踉跄奔出，而贼已围署，不得出，反奔，投井死。徐抚预衣朝服自跃于池，奴仆拯之，乃取短柄火枪反击胸膛，洞穿而死。蔡布政面不及盥，匹马短衣，出葑门遁，苏府吴匿民舍，后逃之上海。长、元、和三邑尊，皆潜身走，官军之守六门者，每夜赌博，欢呼畅饮，聚吸西洋鸦片烟，达旦始睡，贼悄入其营，但闻鼾声如雷，贼大呼曰，好妖，天大明身犹不起！盖贼称官为妖也。兵众有惊起者，有睡方浓而未觉者，贼或揪发辫，或击以刀背，或从衾中拖出，而睡眠蒙蒙，尚言毋戏虐，以为同人戏己也。间有奔逸者，贼呼曰：不必逃，新兄弟即旧兄弟。一时号衣火枪悉为贼有。延至已刻，贼始纵火，先毁官署，后焚民房，大肆劫夺，奸淫妇女，戕害老幼，城中乃鼎沸。是日，阳光赤如血，散满不聚，人行光中，回顾不见影，或曰，此杀气蔽日所致，贼虽恣意杀掠，而心惧官兵，以为如此省城，岂无一旅之师，疑有伏者，故昼则各巷穷搜，夜则潜出，不敢居城内，民有匿而乘间逃者，皆由葑门出，其时六门大开，夜无一贼看守，城内街道为贼之余火所延，无人扑灭，贼也不顾，如临顿路、养育巷等处，街窄不逾半丈，市屋相对，比连数里，悉燃于火，日夜不息，日则爆炸之声盈耳，横塞浓烟，夜则照耀火光，远望如火街一道，静无人声，如是匝月，贼始踞城，贼目之大者，广造第宅，穷极土木，其小者，择民间巨室而扩充之，皆巍然自命王府，出入鼓吹，因而毁圣庙。苏城圣庙有三，悉为瓦砾之区，一切神佛庙宇，或毁或焚，无有存者，又加造城垣，高数尺，改城皆右旋，城门皆左向，取民舍木材，环架长屋于城陂，以蔽风雨，六门周围，一色黑瓦，城影如蟠龙，又于城心玄妙观后殿之弥罗阁，去其神像，建一台于屋顶，阁本三层，已见高峻，再立一台，愈见矗直，登台四望，目穷城外十余里，每有战事，贼必登而望之，号曰望妖台，又于城内报恩寺塔，插五色旗于上，城外战时，旗即向战处指，日有人司了望事，又坏虎丘山塔，恶其可瞰城内也。选各乡土匪头目授以伪职，曰乡官，使管理一方民事，各乡官共建大石碑取美女七百余置诸舟，送金陵，备为天王妃嫔用，曰贡女，每岁一贡，总计凡四贡。雅慕求贤名，开科取士，秀才博士，举人曰约士，遣正副伪主考二人，于春取博士，夏取约士，秋则更使贼护送金陵会试，而伪天王下伪诏，以江浙两省文才渊数，一试不足尽其才，宜颁伪恩科，广收遗才，然其所取皆布衣市井无赖，乡官之所劝驾而来，有真才者不至也。斯其贼势张盛，连陷昆山、青浦、松江、南汇、金山、奉贤、川沙等州县，直犯上海矣。”

《见闻录·苏州记事》的作者，按过去的说法，是“地主阶级代言人”，他的记载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蔑。但现在我们不再那么教条了，对王步青的话也应给予比较客观的分析。这位1860年苏州战事的目击者说得很清楚，阊门外南浩街是清军放火烧掉的。那末，地处枫桥畔的寒山寺呢，又是谁放的火？枫桥其时屯的是太平军，清军大概没有哪个有胆量潜至该处放火。农民起义军的破坏性是极大的，这一点如今可以说了。太平军的纪律也并不太好，烧杀虏掠的行径也是经常要做的，我们没有必要避讳。

日本学者竹添进一郎也如此认为。他在光绪三年（1877）三月二十八日莅苏州后游寒山寺，赋《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枫桥雨夜诗》诗一首：“渔火欲沉江草外，客愁来聚酒杯前。荒烟冷雨寒山寺，人在枫桥半夜船。”题下注云：“寒山寺为发贼（太平军）所毁，仅存基址。”

还有一说是清军也放火，太平军也放火，“各打五十大板”。当时宅居阊门内刘家浜的潘钟瑞，事后写过一封家书给在外省做官的族兄潘小雅，提到了阊门一带被焚经过：

“初三（5月23日）有自称大名镇总兵马德昭，统兵到苏，若将保卫。初四夜，阊门外民房四处放火，虽有广东匪悍，六合溃勇，附会其间，而马镇之所为，殊不可解。”

写信人和收信人虽然都是清廷食禄者，但这封信倒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信中毫不含糊地直指清总兵马德昭，指他为阊门一带化为焦土的罪魁祸首，同时又提及“广东匪悍”、“六合溃勇”，让人知道纵火者不止马德昭所部清军。

诗人朱红也持这个态度。在他的《话本苏州简史》里，谈到咸丰十年的苏州火魔，他引用有关史料，说道：

“（6月）2日天还没亮，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就攻进来了。巡抚徐有壬、按察使朱钧自杀。是夜阊门外火光烛天，谁放的火？原来日前马德昭提兵来守城，他认为沿城而筑的民房利于敌军登城，下令统统烧光，结果士兵却拣南濠、上塘、山塘等‘市廛殷实处’放火（潘钟瑞《苏台麋鹿记》），以便乘火抢劫。结果‘阊胥二门外民房焚掠殆尽，火三日不绝。’（佚名《东南纪略》）

太平军进城后也放火，因为溃散的清军躲入民家，就用火把他们逼出来。结果‘阊门中市自西及东，直巷则专诸巷、吴趋坊，横巷则天库前到周五廊巷，延及刘家浜房屋之后半，尽为煨烬’，‘始是无夜不火，城内学士街、道前街，延及养育巷，直至太平桥，葑门则十全街，东则平江路，中间临顿路、护龙街（今人民路），凡十字路口市廛最密处，无不投以炎火。’（《苏台麋鹿记》）直到6月6日方始熄灭。”

上述材料虽然讲的都是苏州城的情况，却也可以藉此推断，寒山寺的火灾，是战斗双方共同的“杰作”。咸丰十年这场大火，烧掉的远远不止是苏州四郊的经济，还烧掉了一批宝贵的吴地文化遗产。

同光年间——

寒山寺无足观，荒草萋萋烟冷寺圮

劫难后的寒山寺，景象如何？无锡张选在《寒山寺小志·序》中介绍：“顾寺屡建屡圮，遭粤匪（太平军）之乱，荡然摧灭无遗，惟唐解元、文待诏二残碑矗然植立于荒榛瓦砾之间，虽有一二枯僧诛茅牵屋，与江枫渔火点缀，而荒江寥寂，无登临眺揽之观，徒令访古者致谭名胜之荒芜而已。”据说，荒草萋萋、烟冷寺圮这一状态，直到40余年后的清末光（绪）宣（统）年间才有了复兴的转机。

诚然，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陈夔龙发心修建寒山寺之前，该寺院曾得到过再创。据叶昌炽《寒山寺志》卷一“志寺”载：“寇平既久，始有披荆棘而立梵宇者，既庳且隘，仅蔽风雨，亦未详何时何人所草创。”

战后乱平，苏州城外桥梁十圯五六，于是同治六年（1867）有重修枫桥驿道之举，但未述及到重修寒山寺的事。尔后，叶昌炽在《寒山寺志》自序中，回忆他在同治十年（1871）扁舟游访后的印象道：“所谓‘寒山寺’者，断甃颓垣，鞠为茂草，无论宋碑不可得，即文、唐两碣，亦沦于灌莽之中……。”时隔六年，即光绪三年（1877），“荒烟冷雨寒山寺”（日本竹添进一郎语）之景象依旧。

笔者有幸见到过一张寒山寺的老照片，拍摄时间为光绪早中期。从照片上窥知，同光时期的寒山寺林木稀疏，“门庳且隘”，门楣上方嵌有砖刻的“寒山寺”三字，横式，魏碑体，乃晚清浙江绍兴“东湖陶濬宣”所书；山门外的两边是围墙，斑驳的墙体分别向南北延伸；山门前是一大片开阔地带。摄影者还将停在寺院外的两顶轿子拍了进去，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当时的寒山寺虽剥落破败，但名气尚存，寺僧还有，故仍有游人前去敬香拜佛。

光绪六年（1880）夏，近代词人郑文焯应江苏巡抚吴元炳之邀，携家眷南来吴中，先卜居苏州乔司空巷潘氏西园。他“性好山水，吴中名胜，游迹殆遍”，还广交诗友，其中“有释界的高僧，如安山岷高上人、瑞莲庵鉴中长老、虎丘云间禅师、寓苏日本本愿寺僧小泉蒙长老等”。在南来吴中的那年农历九月十六日，他在游览枫桥一带时，用指头戏作一幅《寒山子像》，并题词云：“登岳采五芝，涉涧将六草。散发荡元缁，终年不华皓。（注：此为晋郭璞《游仙诗》十九首之一）光绪庚辰九月既望，枫桥舟中写。大鹤居士郑文焯指头戏墨。”后来，郑文焯搬入庙堂巷汪氏壶园内，此画藏此有年。

光绪十年（1884）四月，有位叫雨香的，为寒山寺立了一块银杏木横匾，高约0．5米、宽约2米，上书“五峰古方丈，光绪十年，德清俞樾书”。是年，日本汉学家冈千仞访华，慈溪王仁乾（字惕斋）陪同游览苏杭等地时，慕名至寒山寺。冈千仞也许没在意这块木匾，也许是眼力不行，游毕，居然叹言：“寒山寺在城西，乱后荒凉，无足观。”其实，这是一块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佛门一宝，何无足观？！

光绪十一年（1885），擅长书法的日本田口米舫游访中国时亦曾来此寺，遂萌发在日本也建寒山寺的想法。时为主持的祖信禅师闻说后，赠其一尊高15厘米的木雕金身释迦牟尼像和一只磬。此后，田口一直虔诚地供奉着这尊佛像。四十年后，他终于在东京青梅市郊外找到濑岩头，并得到青梅电气铁道会社长小泽太平的协助，化了三年时间，在日本昭和五年（1929）时建成寒山寺。

明治三十年，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日本书画僧人山田寒山在拜访日下部鸣鹤时，听得吴昌硕谈起，只有到中国才能学到真正的书法；又听画家中林梧竹西渡到中国游学，因而也西渡到中国，在当时很荒废的苏州寒山寺担任住职，学习了4个月，并得知寒山寺的古钟“为日人取去”，于是演绎出了一个为再建寒山寺夜半钟回国寻钟、铸钟、送钟的感人故事。

明治三十八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山田寒山在日本北陆某寺发现类似该钟铸溃的形迹。伊藤博文、山田寒山发愿重铸新梵钟，伊藤博文为檀中总代，山田寒山为愿主。四月，寒山请伊藤博文写新梵钟钟铭，同时颁布再铸夜半钟的宗旨告示。宣统二年（1910）夏，新梵钟铸成，为青铜乳头仿唐钟，高约82厘米，口径约62厘米，口缘平直，上有钮，形如乳头。钟上铸有阳文汉字“姑苏寒山寺钟铭”，简述情由：“姑苏寒山寺历劫年久，唐时钟声空于张继诗中传耳。尝闻寺钟转入我邦，今失所在，山田寒山搜索甚力，而遂不能得焉。乃将新铸一钟赍往悬之，来请余铭。寒山有诗，次韵以代铭。姑苏非异域，有路传钟声。勿说盛衰迹，法灯灭又明。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大日本侯爵伊藤博文撰。子爵杉重华书。大工：小林诚羲。施主：十方檀那。”十月间颁布了同样的钟模铸甲乙丙三种钟。

由于新梵钟上的铭文书于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长期以来人们误认此钟为那年铸且送达苏州。新获《山田寒山年谱》对史误作了纠正，乃日本大正三年，即民国三年（1914年），新梵钟从神户港送到苏州寒山寺。

寒山寺的古钟遭倭寇劫掠，这是事实。但所劫去的究竟是何时所铸之钟？康有为持“唐人钟为日人取去”的观点。也就是说，遭劫的是张继当年所听到的那口“唐钟”。但也有专家认为，遭劫的是口“明钟”。据史载，明嘉靖初年（1522—1524年间），寒山寺住持本寂禅师重铸一钟，俗称“明钟”。此钟乃铜质，铸成后悬于新钟楼内，本寂禅师遂请苏州才子唐寅（1470—1524.12.2）为之作《姑苏寒山寺化钟疏》。“嘉靖三十三年（1554）六月，倭寇进犯苏州，自阊门至枫桥，‘焚掠殆遍’”，本寂禅师所铸的“钟遇倭变，销为炮”，寒山寺持续千年的“夜半钟声”从此沉寂。关于“明钟”的消失，在坊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说是当时为了抗击倭寇，把钟熔化用来铸造大炮了；一说是此钟并未“销为炮”，而是被倭寇劫掠回国。

那么，倭寇劫掠回国的究竟是“唐钟”还是“明钟”？不得而知。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苏巡抚陈夔龙第一个向日方交涉，提出交还古钟。日本方面一口答应，但迟迟不兑现（时隔9年，“送还”的竟是一口新铸的仿唐式青铜乳头钟）。当时，为狡匿寒山寺古钟，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搪塞，甚至还编造“新说”，日本汉学家股野琢就是一个。他说，“团匪（义和团）之乱（1900左右），古钟为恶汉（地痞流氓）所掠夺，落上海骨董商手，后转归我富山县某寺。寺僧当铸造大钟，投之炉中以充其用云。”（股野琢《苇杭游记》）对此，现有专家认为此说可补“钟史”之缺，窃以为这是在篡改历史。

光绪二十五年（1899），也就是山田寒山回国两年后，寒山寺衰败的气象再现。是年十月二十七日，时任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来苏。他“在（枫桥）镇子的尽头停船，步行前往寒山寺。到了寺前，破旧的寺门关着。扣门叫人，里边有看起来饿着肚子的寒僧愉快的答应，把我领了进去。寺堂全无，佛像安置在一座龌龊的庵里，当时有一个僧人默然枯坐，散乱的屋瓦石基中，我看到刻有明崇祯年号和‘寒拾遗迹’四字的石额横在地上。文衡山用草书写的张继‘枫桥夜泊’的诗碑嵌在半塌的墙壁上，一半已经剥落，几乎要埋没在尘埃臭秽中”（内藤湖南《燕山楚水》）。

古寺复兴——

陈、程二抚发心，相继重修功德无量

日历翻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陈夔龙巡抚江苏，“爰于三月下旬莅止三吴”。一日，“偶因校阅营伍，税驾郊垌，问其地，曰：‘枫桥也。’问：‘寒山寺焉在？’曰：‘近在咫尺。’乃与众往观。入其大门，门庳且隘；登其大殿，榱桷粗存。达观于其左右，则荒葛崩榛，中惟燕葵、兔麦而已。文待诏所书唐张继诗，旧刻石寺中，可辨者仅数字。唐六如《寒山寺记》，亦漫漶过半。中丞叹曰：‘名胜之地，荒芜至此，官斯上者，与有责焉！吾曩者，远在大梁，缅怀兹胜，形之歌咏；今临其地，其能恝然乎？’”于是发心修建，并与僚属共谋，“自方伯以下，不谋而同辞……各捐俸廉，赞成其事”。从当年九月开始动工，“展拓其门闾，使临大路；由门而进，折而南行，构堂三楹；由堂而进，东西之屋各三”。东屋为宾朋燕息之所；西屋列植寺中旧碑。另外，还重塑了释迦佛坐像一尊，迦叶、阿难尊者像各一尊；用铜铁合铸了一口钟，还在堂西（注：实为堂东）隙地建了一座钟楼。整个工程历时两月即告落成。

与此同时，又因文徵明所书张继诗已残缺漫漶，陈夔龙遂请寓苏著名学者、经学家俞樾补书之，并撰写《新修寒山寺记》。俞樾在补书中，对张诗中的“江枫渔火”四字作了考证，陈夔龙也写了一段题记。事后，俞樾的《新修寒山寺记》，请苏州石刻名师、“汉贞阁”主人唐仁斋勒石，但补书的这件墨宝却没一并刻之，而是过了近20年才被镌刻于碑石上。

陈夔龙重建的寒山寺山门，在《老苏州百年旧影》一书里可以见到。当年，陈夔龙利用原山门前的那片开阔地带，新建了一座山门，同时将寺院围墙往前移至大路旁。老照片展现了重建后的寺院风貌。新的山门比原来的有气派，设有一实二虚三个门洞，中间的门洞上方，嵌有砖刻的“寒山寺”三个大字，竖式，魏碑体，亦为“东湖陶濬宣”手迹；砖刻两旁是踩着祥云的“寒山拾得”（亦称“和合二仙”）彩绘泥塑像，左是寒山，右乃拾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山门屋脊的龙吻造型，逼真独特，做工精美，充分体现了苏州香山帮的建筑泥塑工艺和特色。原来的山门改作了二山门，上面砖刻的“寒山寺”三字依然保留着，狭窄的庙门则往两边扩展了，成了三开间的模样，中间是两扇门，两边是一米多高的栅栏，装饰得像个衙门似的。

寒山寺修葺一新，迎来了劫难40余年后的第一次复兴。时有日本驻苏州领事白须直（温卿），将日本樱花手植于寺之藏经楼西北的长廊前。翌年（1907）仲春，樱花盛开，陈夔龙燕饮花下。九月，陈夔龙升任四川总督。他在苏时间虽不长，却为佛寺的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光绪三十四年（1908）10月2日，日本汉学家股野琢来苏，“午后又佣轿子，经二里抵寒山寺”，在看过已经整理的文徵明书碑和新铸的寺钟后，似乎觉得当年陈夔龙的修葺工程效果不太理想，故叹言“他无足观者”。

宣统二年（1910），程德全“继前贤之绪业，感东邻之遗风，而尤惊心动魄于‘各各努力’之言”(程德全《重修寒山寺碑记》)，保存古迹，守土之责，大兴土木，重修灵刹，寒山寺又迎来了一次复兴的转机。是年，“程德全巡抚江苏，偕同布政使陆锺琦等，又拓而新之，重建大殿，前为御碑亭。后有楼三楹，可眺远，长廊精舍，‘几为吴下精蓝之冠’（见邹福保《重修寒山寺记》）”。

除此之外，程德全拆除了陈夔龙展拓时新建的山门，作了重新翻建，中西合璧。新山门上嵌有“妙利宗风”四字的花岗石刻门额，神采飞扬，出自程德全手笔；两旁配有整齐的围墙，上设铁栅。山门内原有一片空地，程氏利用之，建了一个六角亭，即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钞》卷十四中提到的御碑亭，内置书刻的《雍正寒山诗序》、乾隆《霜钟晓月》诗碑（即御碑）。从保存至今的老照片上看，亭内龟趺、御碑依稀可辨。御碑亭后面是新建的二山门（原来一米多高的栅栏改成门板式样），面阔三间，10.8米；进深两间8.06米，古朴肃穆；门楣上悬有程德全书写的“古寒山寺”匾；内供奉新塑的弥勒佛、韦驮像。往后是脊檐高耸的大雄宝殿，“殿后精舍三楹，上有小楼，据一寺之中，窗牖洞达，凭高四眺，远山近水平畴约二三十里皆在目。左为钟楼，右亦有小楼一角。回廊缭曲，院圃清旷，结构颇不俗。（宣统三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