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先生所画的荷花在其花卉画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究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画中在笔墨，而画荷是用笔用墨的基本功”。同时，他还认为画荷与书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的画荷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还不断地推陈出新，形成了弛名中外的“大千荷”。

“大千荷”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张大千晚年所创“泼墨彩”之后，所画荷花不但超越了花卉的属性，更将文人花卉的笔墨精神拓展至一个新的高度，使之生机勃勃，寓意深刻。

出于对张大千先生所画荷花的特别喜爱，今年初，当我在一本画册上看到张大千先生的“泼墨荷花”四条屏时就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张大千先生这幅“泼墨荷花”尺幅很大，采用大写意的画法，用笔淋漓自如，造景清新动人，极富浪漫之感。其构图疏密有致，真可谓“密不透风，疏可走马”。整幅画面气势宏大，艺术感染力很强。

根据这幅“泼墨荷花”运笔的特点，我决定用乱针绣来创作这副作品。乱针绣是指画理和绣理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一种刺绣艺术，它以针为工具，把不同方向、不同颜色的丝线交叉重叠来表现刺绣对象的质感和立体感。而乱针绣的“乱”是有情有理、有规有矩的“乱”，目的是为了求得刺绣对象的整体统一和更为活泼的变化。绣制者除了要有坚实的绘画功底及审美情趣外，更要能熟练灵活地运用刺绣针法，以“情”指挥针，以“线”表达意，从而使绣品在“乱”中迸发出活力，从“乱”中显示出动感。

于是，经过反复酝酿后，我首先在绷架上好的底料上用笔画好整幅荷花的素描稿，，然后开始从局部绣起，先用灰色丝线对荷花的轮廓进行勾勒，此时的线条较粗也较长。接着，我用较深一点的灰线对其各个色块进行精工细绣。在绣荷花时，为使其娇美的神态充分显现，我用了特白、乳白、本白等好几种白色丝线交叉过渡，利用虚实针在花瓣上由实到虚地进行绣制，使荷花柔和平滑，色彩丰富。在花边线条上我用了几种灰线虚实结合去绣，让荷花的神态充分的体现了出来。

在绣荷叶的过程中，针对荷叶里面的丰富层次和色彩，我先用几套灰色丝线去打底，绣的较虚、较浅，然后用几种灰线和黑线交错增色，这样使荷叶既有厚重感，又有层次感。在绣好荷花和荷叶后，我采用好几个色差的深灰色丝线对整体画面进行最细致的绣制，重点绣出光线与色彩的变化，荷花枝叶间的层次以及整体和谐的同色调感。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如何运针、如何用色都要经过仔细观察和研究后才开始绣制，力争使一针一线都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绣出荷花的形与质、气与神。与此同时，针对这幅水墨画的构图与明暗变化，我还利用在中央美术学院学到的绘画知识和技巧，灵活运用刺绣中的劈线技术，时而用整根常规丝线进行大幅度的纵横交叉，时而又将一根丝线分成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对每个细节进行精微处理。如此，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绣制，张大千〈泼墨荷花〉四条屏的质感、立体感、明暗层次、墨晕变化以及大千气象便跃然而出。整幅绣品的艺术效果与原画的艺术效果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通过这幅张大千荷花的绣制，我进一步探索了色线纹理排列方向与丝光的反射对人们视觉变化的影响。由于丝线的粗细和明暗在绣品中能表现出“步移光变”的艺术效果，因此，怎样合理巧妙地来安排丝线的反光，在刺绣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受油画和摄影艺术在用光方面的启发，我发现在刺绣中任何物体都有明暗两个块面，要完整、精细、生动地去绣出物体的特征、形状与神韵，就必须在绣制中灵活地运用丝线的色差、粗细来布局其画面，并从细节上处理好明暗之间的过渡，如此，就能在根本上解决“针不及处，以笔补之”的弊端，更好地凸现绣品的艺术效果。

另外，很久以来人们都把“技艺”看成是一个概念，其实，用什么画稿，用什么底料，用什么针法，用什么丝线，以及上棚、劈线等等这些都是“技”；而绣娘自身的学识与修养，在创作时对绣制对象的理解与领悟，创造出新的意境及效果，这才是“艺”。把充分掌握“技”有机灵动地融合到“艺”中，才能绣出一幅好的绣品来。

在二十多年的刺绣生涯中，我深知刺绣艺术和绘画艺术是相通的，在绣一幅画的过程中，必须要始终把握其刺绣对象整体意境，然后选择最适合的针法和丝线，严格刺绣的丝理走向，做到针法、色彩、丝理三者的最佳配置和高度统一、高度协调。与此同时，在创作中还要勇于探索，敢于突破，才有可能超越传统，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