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七夕诗词钞》，崔护原编，潘振元增补，王稼句校订，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十多年前，崔护先生曾对我说过太仓“女土地庙”的事，并不无兴奋地指出，中国的土地庙，祭祀的全是土地公公，惟有太仓的这所土地庙中，女土地神独受祭享。究其根本，所谓的“女土地”，其实就是民间故事“牛郎织女”中的织女。

作为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的起源甚早，被视作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首。《诗·小雅》“大东”篇中就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之句。织女、牵牛是天幕中的星，织女星又称天孙，属天市垣，共三星，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在银河西边，西方星系图列在“天琴座”中；牵牛星即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又称河鼓二，在银河东边，西方星系图列在“天鹰座”中。“七襄”、“服箱”虽仅作比喻，已暗示有故事。到东汉《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中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已呼之欲出。《月令广义·七月令》引南朝梁殷芸《小说》中的一段（今本无），俨然为一则动人故事了：“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絍。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

到了唐朝，更有牛女以鹊为桥渡河相会的故事（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三引《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六引《淮南子》（今本无）云：“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罗愿《尔雅翼》卷十三甚至说：“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河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喜鹊秃头，居然是因为搭桥，头上羽毛被牛女踩踏而脱去的。故事敷衍至此，有时间（七月初七），有地点（河汉东），有人物（牛郎织女），有道具（喜鹊），有情节（相会，乌鹊首脱羽毛），可说是有头有尾，有滋有味了。

毫无疑问，牛郎织女故事最初是源于上古农业社会原始信仰中的星辰崇拜，是星宿的神化与人格化，当然就有庙祠祭拜之事。牛女庙最早何时出现，今已不考。但在苏州，宋代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三中有记载：“黄姑庙，在昆山县东二十六里（今太仓境内），地名黄姑。父老相传，尝有牵牛织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篦划河，河水涌溢，今村西有百沸河。乡人异之，为立祠。旧列牛、女二像，后人去牵牛，独祠织女，祷祈有应。岁七夕，乡人醵集庙下占事，无毫厘差。旧有庙记，今亡之。案《荆楚岁时记》：牵牛谓之河鼓，后人讹为黄姑。然《古乐府》有云‘黄姑织女时相见’，李太白诗‘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则指牵牛为黄姑。李后主诗云‘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又以织女为黄姑。事久愈讹矣。”至于“后人去牵牛”，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中又有情节补充，事见卷四“黄姑织女”条：“……其它不能尽载。虽非指此黄姑，然得名之由，亦可类推也。祠中旧列二像，建炎兵火时，士大夫多避地东岡，有范姓者经从祠下，题于壁间云：‘商飙初至月埋轮，乌鹊桥边绰约身。闻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暮对斯人？’乡人遂去牵牛像，今独织女存焉。”

男耕女织从来就是古代中国农家和谐生产的主要内容，如果说，男耕需要力气的话，女织则更需要巧劲，织为云外天衣行，没有个“巧”怎么可以呢？所以七夕除了牛女相逢，象征爱情节外，也是人间“乞巧”的日子。太仓有织女庙，与太仓盛产棉花、传统纺织业发达、太仓人心灵手巧都是很有因缘关系的，所谓“天借其手”，造化冥冥之中的巧安排，必有以也，何需怀疑，又何需求证。

当然，宋代或宋代之前，全国建织女庙的也不仅是我江苏太仓，陕西、山西、湖南、河北等地据说都曾有织女庙，但像苏州太仓这样，是由范成大、龚明之这样的名家记录下来，而且代有流序，织女庙至今尚留遗迹的，恐怕是绝无仅有吧。因此，太仓作为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的发源地之一，是毋庸置疑的。退一万步讲，也用得上一句老话，即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因此，生于太仓的崔护先生，力主太仓为牛女故事的发源地，肯定不只是出于他的故乡情结，还是他长年思索，长年比较，长年于宏观之中定性与理性分析的结果。

正如我此前多次说过的，崔护先生是当今书画界中我最尊敬和最熟识的一位前辈。我们谊结忘年，根于各种机缘，但有一点绝对是主要因素，即他是一位至性至情的长者，换句时行的话，乃性情中人。近年，“性情中人”已用得滥了，我常常不敢用了，何以故？因为时人对此多有误解，以为只要率性为事者，便是有性有情，于是无论茶话会或酒宴上，一谈友谊，便欲两肋插刀；一举酒杯，便欲舍命相陪。瞪瞪双眼，捋捋衣袖，慷慨激昂，声如洪钟，吟几首歪诗，背几句江湖韵语，便以为是性情中人，实乃皮相之见。因为此类朋友，充其量是湖海之士，这还是说得好听的，实际上多见的，这些当面激奋者，背后往往还百般使诈，使你防不胜防。而崔护先生却不，他从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连率性而作的诗词也缠绵悱恻，温文尔雅得犹如得道高僧，但其内心却是一团烈火，他会时时、事事关注和顾及朋友的一切，哪怕这位朋友是如何的倒运，如何的孤立，甚至与之有过芥蒂，崔老都会不顾厉害地为之援颊，为之援手，为之调停。他对人世的这种浓情大爱，以及视名利为浮云，视虚诈为粪土的秉性，达观、本真、宽容的处世态度，于当今确实是不多见的。月前，我到病房探视，老人家正斜靠床头翻着一大堆报纸，枕边放着笔纸。他已多月未好好进食了，消瘦异常，居然还能读报写字！我暗暗吃惊，他却不无幽默地说：“没关系，我属猪，汶川地震不是出了个‘猪坚强’吗？”接着，又滔滔不绝地与我讲北京奥运开幕式、鸟巢、水立方、姚明、刘翔，以及苏州的风俗，苏州历史上有骨气的文人，他的几个学生，并不时地夹以趣闻笑话。要不是我与护工劝阻，他恐怕要一口气讲上几个小时。

在讲到他的学生时，讲得最多的自然是协助他整理这本《历代七夕诗词钞》的潘振元兄了。

振元兄也是我的至友，尽管我俩的性格、爱好、甚至待人处世和术业专攻的取向、诉求，多有不同。但几十年的交往结下的情谊经受了各种风雨的洗刷。崔先生在患病之前，就多次表示，自己垂垂老矣，七夕诗词的整理，最后恐怕得由振元完成，并邀我作序。对于让振元来续完该书，我当然极为赞同，这倒不仅是“薪火相传”的原因，七夕诗词的搜集，也不单是个学力问题，它需要慧眼，更需要真情，而在崔老众多的弟子中，天赋人文情怀者非潘莫属。我与振元曾在一个单位工作，直至退休。我们往往一见面，就唇枪舌战，互为调笑，从无终歇，用苏州话来讲，就是“夹”。你“夹”我，我“夹”你，不仅“夹”出了真情，甚至于术业，也在“夹”中互相了解、互相影响、互相浸淫，真可谓是知交、知己了。振元在续编这本书时，正值酷暑，他交际多，还要应付自己本不愿干的事，有时还得对付电脑的罢工；在崔老住院时，诊疗、看护、饮食，更是每一桩都付出了巨大精力。但师命在身，兢兢业业，未尝敢有丝毫懈怠，偶而招架不住，略为小歇，即又埋头苦干，为了钩沉漏失，不仅从《四库》中，还从其他杂书中，搜集相关资料，甚至请谁主持编辑，书如何出版，也为之谋划了多次，几至于心力交瘁的地步。此情此景，真是可以感天动地。对于这一切，崔护先生都是知道的，日前就对我讲：“振元也老了不少啊，告诉振元，你们都要注意身体呵！”语重心长，情寓沧桑，莫此为甚矣。

编辑像样的书，一定要请得高手。编选《历代七夕诗词钞》，是崔护先生几十年的心愿，也花了振元兄相当的精力，像这样一部弥足珍贵的书籍，也只有请出王稼句兄来全面主持编辑与编务工作。惟其如此，才能力追前贤，才能锦上添花，才能为吾吴学人学界扬眉吐气，才能对那些假斯文、假性情，纷纷扰扰热衷于莫名其妙的编选者，予以惊心动魄的棒喝。呜呼，此事不关风与月，此事亦关风与月，是为序。

2008年9月25日于忘形读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