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仿古青铜器历来以'精绝乱真'的工艺水准著称于世，人们誉之为'苏铸'或'苏州造'。备受文物界、收藏界及艺术界的青睐，载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史册。

　　我国古代以夏彝商鼎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是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究其源，可上溯至公元前三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后期。上古时视青铜器为'瑞宝'和'礼器'，以至把它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史书所载诸侯间为称霸而夺尊争鼎的战事屡见不鲜，留下了'问鼎九州'、'鼎足三分'等许多故事。

苏州相门出土的编钟

　　青铜，史籍文献中常称之为'金'或'吉金'。这是红铜和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最常见的是铜与锡、铜与铅的合金，因色呈青灰而得名。由于青铜熔点低，虽无延展性，但易于铸造，硬度大，又可根据硬度的不同需要加减锡（铅）的比例。它的熔液流畅快，无气泡，密度大，适宜铸锐利的锋刃和精细的花纹。所以青铜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历史文明的进程。

　　青铜器上铸存丰富的铭文，既是史实典章的忠实记载，又是先民对自然信仰、礼乐、祭祀、生命祈祷等诸多方面的真实反映。它那古朴的纹饰，雄伟的造型，更以独具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中国文物宝库中不可替代的瑰宝。只是由于岁月沧桑，兵火战乱及毁损改铸，使存世的青铜器实在太少而弥足珍贵。

《四羊尊》

　　这样，自秦之后便有了仿造作伪之举。史载汉文帝时有方士许垣平伪造古鼎谋求富贵一事。南唐后，一代代工匠巧手更在揣摩古制、精心仿造中积累了不少秘方妙法，留下了丰富的经验。

　　吴地一带，青铜冶铸加工的历史非常悠久。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冶铸多以鼎、彝等'礼器'为主所不同的是，吴地青铜器大都是兵器及农耕工具。这是符合吴地当时经济发展和强盛国力所需要的。春秋时期，巧匠名师欧冶子、干将等便在姑苏开炉冶炼，所铸的'干将、莫邪'剑，是利器中的利器，名震四方。解放后于苏州相门出土的春秋编钟、虎丘乡出土的春秋提梁盉等都是实物明证。数千年来，这冶铸技术便代代流传，一脉相承。唐代，吴地制作的青铜镜造型纹饰都十分精美，驰誉长安。五代时，苏州的金银铜器制作技艺高超，造型美观。而仿古青铜器的制作，在北宋时便达到很高水平，当时古墓被大量发掘，青铜器纷纷出土，士人中考古研究之风盛行，这就给青铜器仿伪制作提供了极好的实物依据图样。宋代张世南的《宦游记闻》和赵希鹄的《洞天清禄》中，都有铜器作伪和辨伪常识的详实记载。南宋时，平江（今苏州）人王吉精于修补及伪制古铜器，声誉可与京城临安（今杭州）的姜娘子齐名。元代，甫里（今苏州甪直）人陆颐是制造铜器的良工，他于至正二十五年（1356）所铸的铜爵乃传世之作。

《中华和钟》上铸有江泽民的题辞“中华和钟，万年永保”　　金海鸥作品

　　明代苏州经济繁荣，手工业十分发达。名匠云集，争奇斗巧。宣德年间（1426-1436）城中仿古铜器铸作成风，颇具规模，并形成了施姓和'甘为堂'一北一南两大流派，以铸炉闻名遐迩。正统初（1437），苏州已出现了十分精美、几可乱真的'仿宣德炉'，时人号为'苏铸'。名家蔡文甫炼铜有法，敷色无误，他所制的'鱼耳'及'蚰耳'两式仿宣德炉最好，晚年之作则更为名贵。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论道'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即物有雕镂，亦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足可见影响之大了。万历年间（1573-1620），吴中仿古青铜器名家胡四，其艺时称绝技，他所铸鼎彝之器与旧铸一般无二，即令行家也难以分辨。当时城内还有徐守素、蒋彻、李信、邹英等，均为一流高手。他们对选料要求极精，工艺精妙，流程把关极严，以至成品精致绝伦，身价百倍。

　　清初，苏州仿古青铜器中凡鼎、彝、盉、盎、盘、爵品种越来越多，但大多不依原物规格尺寸，仅似古器而已。乾嘉以后，考据学大兴，诸匠家作伪仿古之技也更加精进。金石家顾湘舟、钱梅溪等对钟彝古器都深有研究，由他们亲自督工制作的仿古青铜器，从形制铭文、纹饰到厚薄、成分轻重都与原器分毫无误，已仿制到难辨真伪新旧的水平，深受古玩收藏界的推崇，称为'苏州造'，竟成天下名牌。

　　民国十年（1921），金石家周梅谷开办专做仿古青铜器作坊，礼聘能工巧匠，聚集了擅浇铸的陶善甫，精刻铜的李汉亭，工剥蜡的唐发玉、刘有富，善接色的金润生、金盘生、蒋圣宝，专木范的黄桂伦、吴麟昆等高手二十余人。他们以仿铸宣德炉入手，进而仿制鼎、彝、卣、盘、觥五大古器。所铸铜器从成分含量、形制、铭文、纹饰都历历有据。甚至对皮色锈斑朽蚀处都讲究自然逼真，无丝毫雕凿之痕。又能精制包金、鎏金、嵌金银等工艺，所仿制春秋时的鎏金银铜器和战国时的鎏金铜兽，精益求精，名噪一时，连精于鉴赏的专家也难辨真假。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乱频仍，民生凋敝，苏州的仿古铜器制作处于低谷，一度销声匿迹。

　　解放后，苏州工艺美术研究室收集了周梅谷作坊遗留的木模板，寻访组织了蒋圣宝、骆齐月、李汉亭等五位老艺人，开始恢复生产。他们所复制生产的觥、匜、觚、尊、彝、鼎等十余个品种，参加了1962年在北京举办的苏州工艺美术展览，得到民众的欢迎。其中仿虎头匜获市工艺美术局优秀作品二等奖。可惜这些成果竟在文革动乱中惨遭冲击破坏。1972年，苏州工艺美术厂成立，重新生产仿古铜器，又招收艺徒，将这一绝艺抢救传承下来。还陆续培养出贺亚铭、王路明、惠礼、沈永强、杨学明、许云峰等一批技艺中坚力量。此后已能批量生产铜印、书镇、虎符等小件，又能按来样订货，加工仿制洗、簋、尊、觥、壶、觚、卣、匜、鼎、彝等中型古器。这时生产的仿出土及馆藏青铜器，如鸟兽纹四足觥、凤纹簋、嵌金人面壶、鸟兽纹提梁卣、鹗卣、丁方彝等，曾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和日本国际博览会上展出，引起了轰动。此为苏州仿古青铜器制作的又一高潮期。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的仿古青铜器制作业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涌现出企业家型的一些工艺名家。

　　东渚镇的赵毓琪本是冶铸工出身。他从琢玉工艺开始创业，又从玉器纹饰变化大都脱胎于钟鼎礼器的溯源探索中产生了兴趣，转而对仿古青铜技艺进行钻研。这使他一手娴熟的冶铸技术如鱼得水，有了用武之地。1991年，他仿制的仿古青铜提梁壶，首次被台湾客商收购。四年后，他复制的四羊方尊获得成功，工艺水平也逐步进入了成熟期，并以一次浇铸成大型或特大型的仿古青铜器见长。

　　2000年，他为西山包山寺所铸的铅锡青铜大钟高达2.66米，直径为1.68米，重逾三吨，成了真正的'礼器'！令赵毓琪深感自豪的，是那口大钟上除阳刻《地藏菩萨本原经》、《般若波罗密心经》和《大悲咒》三部经书共铸文三万六千字外，撞击时每声余音长达一分半钟，这是十分难得的。

　　2000年1月1日，伴着新世纪的黎明，在北京故宫太庙奏响世纪之声的大型编钟--'中华和钟'，这钟的铸造者金海鸥，乐工出身，是一位另具特色的'苏铸'仿古青铜器的传人。善于辨声知音的他，参照借鉴战国早期曾侯乙墓葬出土的编钟技能，经过反复推敲实践，浇铸成的这套'中华和钟'，创出了当今世界上还没有的单一钟可奏出'正'、'侧'两个乐音的奇迹，达到了音准、音色、音量和分辨的完美统一。

　　仿古铜器的铸法，一般分为合模法及剥蜡法两种。合模法是将铜器先翻成两片，然后再焊接成型。由于不是一体铸成，故而一望即知仿作，艺术和收藏价值都不太高。苏州的仿古铜器，冶铸时采用的都是传统的剥蜡法，无论铸器大小，均一次成型。其工艺流程和古籍《天工开物》中所记大致相同，充分体现出了苏州铸铜艺人的智慧。

　　剥蜡法工艺须先经刻板、捏坯、贴蜡（剥蜡）、挂浆、敷泥、浇铸等多道基本工序，初步铸成毛坯型后，后道还要修整、接色、揩擦、装潢等精加工过程，这仿古青铜器的全套工艺流程才算完成。为确保质量，从头道刻板开始，均精心加工，注意分寸，毫厘也马虎不得。只有每道工序严格把关，才能表现出它古朴典雅，精细凝重的美质。

　　'铸法观来妙、铭文考更真。平生笃好古，对此兴弥新。'这是元代大书画家赵孟的诗句，也是对仿古铜器如实的赞叹。

　　苏州生产的仿古铜器，历来深受文人学者的赏识喜爱。如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提高，仿古青铜器走入了千家万户，成为许多家庭有文化、有品位的象征，被广泛地收藏。

　　'国昌万事兴'，这古老的青铜艺术文化，在新一代'苏铸'人的努力弘扬下必然会更加焕发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