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制作乐器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原始时期便已产生木鼓、石磬、陶埙、骨哨等乐器；奴隶社会已能制作编铙、编钟等大型青铜编类乐器。周代时，民族乐器已发展到八十余种。同时，我国又是最早创立乐器声学的国家，在春秋时期成书的《管子》中，就提出了三分损益和五度相生律制，这对于我国民族乐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苏州民族乐器也是吴文化中的一大瑰宝，它在丰富人民精神生活、陶冶情操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白居易“处处楼前飘管吹”（《登阊门闲望》）的诗句中，可以了解到苏州民族乐器的制造和使用，在唐朝时已颇具规模。进入明代以后，由村坊小戏变化而来的南戏广泛流传，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四种主要声腔，即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和昆山腔（又称昆腔、昆曲）。其中，昆腔集南北曲之大成，唱腔流丽悠远、委婉动听，以苏州、太仓为中心向四方传播。它之所以深得人们喜爱，除了其曲调和声腔之美以外，还得力于笛、箫、笙、琵琶以及鼓、板、锣等乐器的引声托腔，使演出能在规定的情景和节奏中进行。反之，昆曲的盛行和民间音乐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苏州民族乐器的发展，使打击、吹奏、弹拨、拉弦四大类乐器日益完善、丰富，以至丝竹之声成为具有江南特色的器乐体系而在全国闻名遐迩，并有各种名曲一直流传至今仍演奏不息。

　　清代时，苏州制作笛、箫、凤笙、板鼓、堂鼓、胡琴、琵琶、弦子等乐器已非常昌盛，其中尤以笛和凤笙称誉当时。据说乾隆皇帝南巡到苏州，路过申衙前（现景德路），见一家周兰素乐器店，对店内所制凤笙十分欣赏，遂要周兰素教吹笙，以后还御赐该店以笙为标志的龙凤招牌一块，使周兰素乐器店生意愈加兴隆。嘉庆年间，苏州已产生乐器生产的同行组织，上海、无锡、常熟等地都有人来参加，选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七、初八两日休工聚会，对已故的行业中人举行祭礼，讨论一年来的业务活动，推选下一年的“行头”。这样的组织一直延续至抗日战争爆发，期间还在上海设有分行。但是，由于苏申沦陷，民间文化惨遭宰割，苏州乐器行业遂成水流花谢，一蹶不振。从业人员纷纷转业，全市只剩十一家店铺、二十多名工人聊以度生，行会也在无形中解体了。

　　解放以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视，乐器需要量大增，苏州乐器业重新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上世纪90年代初，不包括加工单位，在乐器集体企业的职工便达到六百多人，品种从原来的几十种，发展到京胡、二胡、苏板胡、琵琶、三弦、月琴、秦琴、古琴、扬琴、阮、筝、笛、箫、笙、堂鼓、板鼓、定音鼓、唢呐、锣、钹等近三百种民族乐器，还有风琴、手风琴、钢琴、吉他、小提琴等西乐器，产品遍销国内及香港、台湾地区，有的还销往日本、东南亚等国家，成为我国最大的乐器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同时，在乐器的制造工艺和质量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红木精制专业二胡获得了国家质量银质奖；精制二节笛、民族定音鼓、苏锣被定为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过去，民族低音乐器一直是项缺门，只能用西洋乐器中的大提琴来代替，周恩来总理为此特意作了“要搞出自己的低音乐器来，造型要美，要有自己的演奏技巧”的指示。苏州乐器工人经过一百多次试验，终于创造成功了拉阮，填补了民族低音乐器中的一门空白。我国的古筝虽已有两千多年，但古筝音调单一，转调不易，乐器科学工作者张子锐研究古筝改革三十余载，研制成了操作方便灵活的古筝变调装置，设计出了品式截弦转调筝，在全国“乐改座谈会”和首届学术讨论会上，受到国内专家们的充分肯定。

　　近年来，苏州乐器工人为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花大力气研制和恢复失传古乐器，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始于青铜时代的编钟，是我国上古时期重要的编类打击乐器。1978年，在湖北省曾侯乙楚墓中出土的一套编钟，其振动频率、音阶结构与现代国际标准相近，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曾被美国音乐教授克莱恩博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国内许多乐器厂相继仿制，但由于出土编钟距今已逾二十多个世纪，当时的制造工艺、音律排列、调音方法等均已失传，一些厂家终因调音过不了关，达不到古编钟所发出的双音艺术效果而告失败。1983年初，苏州民族乐器三厂挑起了试制仿古编钟的重担，青年工人金海鸥利用节假日请教乐理和古汉语专家，整理出十余万字的笔记，废寝忘食地工作，终于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独特的调音方法，试制出第一套仿古双音编钟，经专家们鉴定，一致认为这套编钟保留了古钟典雅古朴的造型，音色优美、纯正，是我国目前编钟仿制最为理想的一套。接着，他们又试制成了被称为“堂上首乐之器”（《陈旸乐书》）的编磬。这套编磬共18件，呈碧绿色，磬音清脆响亮，音质富有穿透性，但又不损害其他乐器发出的音响，使战国时代的古乐器重放了光华。

　　1990年10月，由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仿制成功的一批唐代系列乐器也通过了专家鉴定。唐代乐器是我国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它不仅形制较前代更为合理，且外观工艺日趋精细，加上镶嵌、彩绘等手法的应用，使乐器不但是一件演奏工具，同时又成为华贵精美的艺术品。可是，由于国内缺乏资料，连各地博物馆也未见有收藏唐代乐器的报道，因此在试制时困难重重。后来，他们得到了日本天平时代遣唐使团从中国带回后保存在奈良正仓院的部分唐代乐器图纸资料，组织能工巧匠攻关，终于仿制成了五弦琵琶、四弦（曲项）琵琶、阮咸、吴竹笙、吴竹竽、筝、横笛、尺八、排箫等9件仿唐乐器。这些乐器工艺制作精细，外形神似，华贵典雅，发音灵敏，手感舒适，音质具有古典音乐的韵味。专家们认为，这批乐器的试制成功，是我国乐器制造业的首创，填补了我国没有唐代乐器实物资料和实际音响效果的空白，对开展唐代音乐理论研究，为唐代乐曲的破译、复制和声学效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此外，苏州乐器工人还相继恢复了箜篌、陶埙、锣、渔鼓等一批失传古乐器，使千年绝响的华夏之声重新交响在现代舞台。1990年9 月，他们又运用特殊技艺制作出了距今三千余年殷商时期的桁鼓。这口鼓呈腰鼓形，全长3.5米，腰围直径2米，口径1.33米，用木材近6个平方米，两面鼓皮用2张整牛皮制成。这口举世无双的巨鼓被运往山东省曲阜市孔庙，供纪念孔子诞辰两千五百四十一周年之用。

　　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1999年末，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套编钟——“中华和钟”又在苏州诞生。“中华和钟”共108枚，分三层四组悬挂于全长22米的仿古漆花架上，上层34枚为钮钟，分别代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台湾、香港、澳门；中层56枚为甬钟，代表我国56个民族；下层18枚为钟，其中16枚代表中华民族历经的16个历史时期，另2枚寓意“和平”与“发展”。整套编钟重达五吨，以青铜浇铸，每枚钟上都铸有精美古朴的纹饰，能准确完美地发出金石之声。悬于下层中央的钟通高1.25米，钟口最大直径1.20米，重450公斤，在其钲部铸有江泽民主席题写的铭辞：“中华和钟，万年永保”。该套编钟无论在规模上、数量上、音域上、气势上和历史文化内涵上，都既有继承传统又有创新和超越前人之处，其音域是两千多年前曾侯乙墓大型编钟的两倍；而高科技的运用，使“中华和钟”的音准更加准确，其误差仅在三到止音分之内。2000年1月1日零时，这套编钟在北京故宫的太庙里庄严地奏响了世纪之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祈福。目前，这套国家级礼乐重器陈列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供人观瞻。

图1 仿唐箜篌 苏州民族乐器一厂

图2 技术人员在为编钟校音

图3 苏州乐器店

图4 巨型大衍鼓 苏州民族乐器三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