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前，我国的书籍出版通常采用在木板上刻字的方法来完成印刷的，这种古老的雕版印刷术通称为“刻书”。因为在刻书时要考虑到排版、字体、字号、装帧、墨色等各种工艺、美术要素，又全凭手工操作，因此，刻书一向被看作是一种民间手工艺术。

　　我国雕版印刷的发明大约在隋唐时期。苏州则是我国刻书历史最早的地区之一。据记载，当时市场已有历书、诗歌、小学字书、阴阳迷信等简陋木刻版书销售。但这种刻书的方法作为当时对文化需求的适应，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大发展，且延绵了一千多年历史。1978年4月，从苏州瑞光塔内出土了分别印于北宋咸平四年（1001）和景德二年（1005）的《大隋求陀罗尼咒》、《梵文经咒》，佐证了唐末五代时苏州在刻书的质量上已达到了比较高超的水平。

　　宋代，苏州刻书盛极一时，如嘉四年（1059）姑苏郡斋王琪校刻的《杜工部集》、元符元年（1098）苏州公使库刻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绍兴十五年（1145）平江府刻李诫《营造法式》等等都是较好的刻本。更有一部罕见的北宋初期天禧元年（1017）的珍贵木刻本《妙法莲华经》，其刻工极为规整，第一卷引首刻有“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及题记“天禧元年九月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转舍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宝佛塔相轮珠内”，可惜其中一卷在从瑞光塔出土前便已被毁。还有一部著名的佛教经典《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碛砂经》），多达591函、6362卷、1532部，从宋绍定四年（1231）起刻，到元至治二年（1322），历时91年才得以完成，被称为“希世奇珍，人间瑰宝”及“我国刻印时间最长的一部经书”。

　　元代，曾立兴文署管理各地的官刻书板，而各路儒学、书院、私宅、家塾则竞相摹刻。其中官刻本多为经史，私家多刻诗文集。其字体多请名手书写或模仿赵孟书法，显得清丽娟秀。

　　明代，苏州刻书已有“书肆之盛，比于京师”之誉，尤其是正德、嘉靖、万历三朝刻书最盛，大小书坊四十余家，大多分布于阊门内外和吴县县治前，刻工达数百名，并涌现出了一批刻书名家。如“大石山房”的顾元庆，所刻书籍十分精到，他刻的《顾氏四十家文房小说》自正德十二年（1517）至嘉靖十一年（1532），经16年才竣工，深受藏书家的欢迎和珍视。嘉靖时的王延喆花二年多刻出的《史记》，雕镂校勘无不周到，被称为《史记》复宋本的最佳刻本。其他如嘉靖年间的黄鲁、吴元恭、顾春、郭云鹏、黄省曾等均为驰名大家，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精美书作。天启、崇祯时，苏州常熟出了位叫毛晋的刻书巨擘，他在迎春门外七星桥西开设了一家“汲古阁”，聚印匠20人，自天启始，一直刻到顺治初，四十余年间，卖掉了数百亩土地充作刻资，“寒暑不易，闭户自课”，乃至“头颅如雪，目睛如雾”，成书六百多种，经、史、子、集、丛书无一不刻，成就卓著。他刻的《十三经》和《十七史》广泛流传，《宋名家词六十一种》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汇刻词集，《六十种曲》汇集了明人传奇，成为继《元曲选》后的一部大作品，其余如《吴郡志》、《中吴纪闻》、《沧螺集》等都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正是有了毛晋这样一批以刻书为事业的能工巧匠，明代苏州的刻书业在全国确立了显著的地位，据明胡应麟所著的《少室山房笔丛》中评论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又道：“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直重，吴为最。”

　　清代，天下书版之善，仍推苏、杭、金陵。此时所刻之书，仍遵明代遗制，多名手写录，白口双边栏版式。著名的刻本有黄丕烈士礼居刻宋严州本《论语音义》、《仪礼郑注》，汪中影刻《春秋公羊解诂》、沈氏古倪园刻《薛涛诗稿》、彭氏刻《论孟注疏》等等。值得一提的还有，苏州的桃花坞木刻年画，渊起于唐代始创的版画艺术和宋代前的雕版印刷，在苏州长期的刻书史中，通过古籍绣像插画的演化，到明代时逐步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风格，当时称为“姑苏版”。及至明末清初，苏州桃花坞和天津杨柳青遂成为我国南北两个木刻年画的中心。今天，当我们欣赏这种极富乡土气息的艺术品时，仍然不会忘记苏州刻书业对其作出的贡献。

　　19世纪中叶以后，近代印刷术输入中国，铅字排版乃至如今的电脑植字替代了古老的刻版印刷，刻书业历经千余年终于走向了衰亡。但遗存下的浩如烟海的刻书，为我们保存下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不可估量的。

图1 虞山毛氏汲古阁图

图2 明·嘉靖十四年（1535）吴郡袁氏嘉趣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