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剖析《红楼梦》文本时，如何能够“解味”，并从而认识其艺术创作的特征？这是个不很容易解答的问题。览阅一下众多学者的论著，已觉是一项历史性的梳理工程，并非是“没啥道理”。我在写这篇短文时，还是想先从刚读过的新书说起。最近，由白山出版社出版的《梦里梦外探红楼》一书，在思路上就有一种新的理念，即首先认定要把作品中众多人物的性格理个明白，作为红学研究梳理的前提，否则便不能深入而会流于空中楼阁。新书所辑入的论文，都是十年来由《传统文化研究》选登的新作，约计三十余万字，撰稿同仁并在交流切磋中形成了一个“红学团队”，倡导出一股和谐的学风。该书在《后记中》，编者以恰如其分的语言评述了团队学人敢于梳理创新的毅力，并能把曹雪芹对人物刻画的艺术手法揭示到新的高度，且丝毫不留有人云亦云的痕迹。他（她）们明察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作家，是一个“笔下有神”的巨匠，能够源之于生活而又高之于生活；同样他又是一个“诗中有人”的创作能手，能够妙语连珠，格律传声，所以团队的学人们在百读不厌中上下求索，正如古人所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他（她）们之所以敢于在“红学百家论坛”的大势之下聚到一起来构建团队，其目的就是要扣紧红楼人物一端，把红楼研究的思路梳理到一个新的境界，为能在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中做出些贡献。

    团队十年来的成绩，公认是可观的。检视一下《梦里梦外探红楼》一书人物评论的三十九篇，确有不少精品之作。例如贾母其人，她是贾府中的长老人物，不能只说她是个封建反动势力的代表，而在曹雪芹的笔下，说她懂得的东西很多，礼仪文北，诗画评赏，对不同人物的态度，有章有法，在不同场合的表现中，有风趣、有严肃……因而需要评论家梳理出她性格上的多重性与集中性；又如晴雯其人，不应该反复去讨论她的反抗性，而她实实在在是一个敢于犯上而又会欺下的人，按说犯上与欺下在心理上是不相容的，可她却是一个性格被扭曲了的女孩。如此评说，才能说清这个典型人物的全面性。再如林黛玉，貌美有才，而又有乖性，这就需要透视到她生活环境的影响，她不幸出生于单亲的家庭，而又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自尊敏感，以致于在性格上形成了特异性。应当说，团队的作者们要把红楼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全面性、两面性、乖异性一一地梳理清楚并不容易，他（她）们也实是狠下过一番功夫：一，他（她）们已逐步深入到现代写作学的方方面面，如人物心理的变化，审美观念的变迁等等；二，他（她）们对于原著经过了反复地精读再精读，所谓是“百读不厌”，“笔下有神”。有的作者不但了解到《红楼梦》二百多大小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能熟记主要人物的语言乃至细节中的心理活动。如此下笔才能进入“神思”，写出艺术之真的文章。正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那样，“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万象，变化不穷”；三，他（她）们还把握到诗词文学的情趣与理趣，因为在曹雪芹身世背景中，有过很深的诗词熏陶，而《红楼梦》人物在交往结社中，也有许多的诗词佳作，在这些方面研究红学的有心人是不可不知的，如果我们打开手边的《梦里梦外探红楼》一书的目录一看，便能发觉三十九篇人物标题全是诗的语言，其中也有不少“诗中有人”的警句。

    安定团结，对学术界来说，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近十几年来，在苏州文学界人士的努力下，组合起“红学团队”，这个团队不仅是个文化上敬业的集体，大家深知《红楼梦》这部巨著百年来引发出来的红学论著，仅靠单干钻研，力度是有限的，只有用团队的力量，才能获取“解味”的更多成果。回溯十年来，他们老中青一队人马集合在一起，犹如“蓄之久而发之暴”那样，力探《红楼梦》人物的艺术之真，力求曹雪芹艺术创作之神。他们那种“如痴如醉”的攻读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梦里梦外探红楼》出版后，在众多读者的议论中，有人问起今后传统文化研究会是否还会刊登有关“研红”“解味”的文章，根据资深的编辑透露，目前“研红”的痴人尚多，而“说梦”者也言犹未尽。栏目也还可以更新，或名之为“红楼再探”，或名之为“红学再论”，显然这个决策包涵着开拓发展的新意，其原因之一，这个团队的集体生命需要延续；其原因之二，红学论战领域之大，本是个浩瀚大海，仅以现存出版的三方面而言，我们的“研红者”、“解味者”就不得不去梳理评说，就不得不去推陈出新。迄今为止，红学书目虽未经专家的逐一统计，但有关红学版本及主要文献资料就不下三十一种，（从上海1925年的石印本算起）有关考证的论著和索隐派的论著就不下五十三种，有关小说批评的论著就不下四十三种，加起来就有一百二十七种之多，苏州红学团队既是一个创新文学之旅，又能力戒门派角斗之争，当不会无视红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之需要，在继续梳理的前提下，树立起和谐共建之学风。再说一百多年来的红学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大项，在那么多的论著中有纲有目；在那么多的纲目中有文有章，在那么多的文章中既有时代性的褒贬，品味性的高下，又有虚实性的斟酌，真伪性的推敲。总之这一切，都必须动员起集体的智慧去“读”去“解”。所以我们今天谁也不会说：“红学的博大精深，没有再探的必要。”（以上数字是根据《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参考目录统计的）

二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共鸣，其根本原因，不外乎作品本身高于生活的艺术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的产生又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的“神思”。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论及到三个“维度”，所谓维度指的是思维之度。三个维度：指的是“文学论维度”；“历史论维度”；“认识论维度”。回顾一百多年来的红学研究历程，人们不难发现，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倡导的第一流人物都卷入过研红的行列。而他们所写论著也都未超出这三个维度。只是他们研究角度取向与延伸各异而形成了三派。据俞伯平先生1987年写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中说“红学为诨名，抑誉有实意……及至清末民初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三位一流学者参与红学的争议，树立了学科上典型意义。”俞伯平先生的这番话，对红学三派的缘起点击得还是很实的。不过现在笔者还是想补说一句：“红学之研究，至清末、民初已逐渐形成了批评论、索隐论、考证论的体系。”无可讳言，尽管他们的论争，在当时是互不相让的，但其性质都不属于门派性的政治角斗，而是属于“和而不同”性质的学术争鸣。他们措辞虽多尖锐，但也从未有失学者的风度。

    《红楼梦》是小说，由于小说的问世，学者们纷纷评说出版论著，因而称之为“红学”。“红学”不等于“小说”。再说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历史，也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哲学，只是结构是有逻辑规律的，中国本来是个学术大国，其发展历史也都有侧重性，先秦是子学，两汉是经学，魏晋是玄学，隋唐是佛学，宋明是理学，清代是朴学，直至清代后期文学评论才发展起来。并融入了西方的观念和方法。1904年王国维先生发表了《红楼梦评论》才在思路上体现了新的观念与方法，特别是在小说题材的认识上，一改历史观的统帅，找到了艺术之真，非生活之真。而十三年之后，1917年蔡元培先生建立的红学索隐派（现仍有发展）；又于十七年之后，1921年胡适先生又建立了考证派。尔后陈独秀、顾颉刚、俞伯平、吴宓等都按自己兴趣写过《红楼梦》的专著或单篇文章，“五四”前夕，吴宓还在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聚会时讲过《红楼梦》，后又以《红楼梦新谈》在刊物上公开发表。陈寅恪先生还为这次讲演题过一首律诗，其中还有“梦中说梦倍辛酸”的句子，在其后许多知识分子知名的不知名的都介入了红学，为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增添了色彩，也留下了历史性的斑痕。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也写过《红楼梦》论文，题为《艺术是克服困难》，直至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时，她还以“渊源研究”，“比较研究”的角度写成了规范性的文学论文，不少诗人作家也都介入了红学世界。

    再说一下，历史上红学的论战，并不是什么三国鼎立为政权而动干戈。据刘梦溪先生著述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载：红学论战有十七次之多；红学公案有九起之多。当然此后论战不休的有之；公案了而未了的也有之，需要今后有更多的学者与团队在争鸣中梳理，在比较中整合。

    中国红学论战有它的必然性，中国传统学术重道德传统，少文艺知识传统，到了清代中叶，传统道德有了向知识转向的迹象，而延至晚清时期，学人们产生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加之《红楼梦》这部小说，给人们提出的问题，既广泛又复杂，因而有些不规范的论著，累累出现也是在所难免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红楼梦》是小说作品，它是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围绕小说性质的研究的规范，当算是红学研究的主流。如果研究者老是节外生枝，又从而连锁反应，使红学研究的范围不明界限，实是不可取的。如果我们要将红学研究思路作一番梳理，我们还是要让小说构成的特点来说话，第一，小说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如何，决定于作者生活的理想和艺术情趣。第二，小说人物是作品的主体，作者应如何在典型环境中反映出人物的典型性格。第三，小说情节的构成，是作品结构的主要依托，作者应如何在情节中让故事发展，让人物活动。第四，小说艺术的真实，非历史的真实，作者应如何追求到艺术的真实。以上诸点是我们研究梳理中的主要任务。

    行文至此，对于已立为红学科目的考证派与索隐派须作一番评论与比较。考证派红学的首创是胡适先生，这一派别在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也较雄厚。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于1921年问世，第二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说，：“我们作《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两个问题上着手，……”即实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是胡适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胡适在第二篇文章中进一步强调，考证的证据不是别的，而是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证据。在胡适的考证中，今天看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粗糙和错误的地方，然而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上，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解析的方便。胡适先生当据考证红学首创者的地位，因为他建立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法。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约半年许，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在1923年4月问世，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有一致性，但其内容与侧重点上大为不同。前者是历史考证，后者是文学考证。俞平伯先生研究一开始就包含小说批评派的趋向。笔者以为历史考证是《红楼梦》涉及到的作家与作品的问题，是属于红学规范涉及的事项，我们不应当列为《红楼梦》小说创作艺术的本身要求，至于在胡适之后，把清朝十个皇帝都一一与曹雪芹笔下人物钩上关系，这种演变对于小说评论，也许是不必要的。再说，“索隐派红学”这派势力没有考证派大，但它出现的时间比考证派早，虽累遭打击，且不停地有东山再起的现象。该学派的产生，不少学者认为与原作本身有关，其原因是将“真事隐去”而引发起来的索隐求真。例如，曹雪芹在开卷第一回写道：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撰出《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而有余……”而接下去的第二节又写：“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

    如此会使读者感到文章开头就是“我”（曹雪芹）的自白，似乎“我”在讲自己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红学索隐派产生的内在思路。致使他们去力求寻根问底地猜测曹雪芹带有忏悔意味地在回忆自己家族中的往事，于是使頫读者把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视为曹氏家族中的具体人物。我们说文学艺术创作应当把生发、联想视为构思的一种途径，但不主张用没有根据地猜测去指示真人真事，然而也就因为如此引出了大量的争议、论战。清末民初，索隐派就有三家之说，一是明珠家事说；二是清世祖与董鄂妃頫故事说；三是康熙王朝政治状态说。最后聪明的索隐派，还把书中的人物及其影射者和在曹氏家中的身份都一一对照起来，例如：皇太后——贾母——曹寅之母；皇次子（太子）—— 允礽——贾宝玉——曹頫; 曹頫——林黛玉——曹頫初恋的表妹……一个个对号入座。索隐派的论著多半出于猜测附会，如果我们认定《红楼梦》作为小说文学艺术的思考梳理出文学创作的理论，那显然索隐派的论述是不切当的。至于红学三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文学性上的融合问题，我就不在这篇拙文中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