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手工艺术，包括物质类文化产品和非物质类文化艺术。本书所述民间手工艺术，是指物质类文化产品。这在民国初被艺术家称为“美术工艺”，解放后定名为“工艺美术”，主要有织绣、陶瓷、编织、家具、金属工艺、珠宝首饰、文化生活用品、娱玩、装饰及其他类物质文化产品。因此，民间手工艺术品即是以解放后组织起来的工艺美术行业为主所生产的工艺品，还有四散于民间的其他一些手工艺产品，涉及到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看似不起眼的民间手工艺术，其实正是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结合的伟大产物。这是生活和美学的结合，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正是民间手工艺术和人类的生活紧密相连，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于人类，我们的生活才丰富多彩，才有了艺术的情趣，才有了精神的享受。民间手工艺术反映着人类的喜怒哀乐，又直接体现社会的生活方式，经过历代的创建，无数人的参与，民间手工艺术日益丰富，构成华夏文明史中极为璀璨的篇章。

　　苏州民间手工艺术，被誉为“东方明珠”，曾拥有在全国手工艺产品中占半壁江山的重要地位。吴地原始先民们早在五六千年前就能创造出陶器、玉器等令人惊讶的原始工艺品。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又呈现出吴地手工艺独树一帜的个性形象。秦汉时苏州民间手工艺术发展十分迅速，织造工艺和刺绣已开始在全国享有盛誉。隋唐时期苏州的琢玉、漆器、泥塑、刻版工艺、金银器等，均达到很高的水平。宋元时苏州民间手工艺术以品类丰富多彩、技艺精湛而蜚声海内，刺绣、缂丝、宋锦、灯彩、泥人、扇子、苏裱、乐器等，都已逐渐形成专业生产和集市贸易的街巷。明清时苏州民间手工艺术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朝廷通过在苏州设置的织造局，安排生产各种民间艺术贡品，苏州的民间手工艺术品走向宫廷，成为宫廷艺术品；大批文人学士也参与设计、品评，使苏州的民间艺术增添了文人意识；民间艺术名手辈出，作品出类拔萃。在全国工艺美术产品二十四个大类中，苏州占有二十二个，各类花式品种逾三千五百个。其中有的产品先后获江苏省工艺美术百花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在国际博览会中也屡屡获奖，苏州民间艺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苏州民间手工艺术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两个文明史的最好例证。

　　苏州民间手工艺术产品，集中表现在“精细雅洁”，精细是其技艺的反映，雅洁是其艺术的追求。不同的民间艺术产品，还具有各种不同的技艺和艺术之分，有的简练，有的繁复，有的雅致，有的质朴，体现了民间艺术的多样性，这是由于人们有不同的追求和爱好。精细雅洁，既是一种物质的表面观感，又是一种精神的人文内涵。物质的表面观感，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的人文内涵，展示了吴文化的丰富多彩。悠久的苏州民间艺术历史，也就是吴文化发展的历史；从丰厚的吴文化中，处处可以看到苏州民间手工艺术的因子。苏州民间手工艺术从来就是吴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摒弃狭隘的行业系统管理模式，站在吴文化的高度确立'大民间艺术'的概念；同时需从民间民俗的宽广度，来确立苏州民间手工艺术深厚的基础。

　　苏州民间手工艺术曾拥有在历史上占全国半壁江山的重要地位，使吴文化四处传扬，是因为它有精湛技艺和产品，有名扬天下的民间艺术人才。其优势在于不断出产品，出成果，出人才。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苏州工艺美术行业由于受到传统的束缚，没能迅速调整思路、创新机制、面向市场、面向旅游，推出苏州工艺的精湛技艺和产品，因而使整个行业每况愈下，有的濒临失传消亡，这也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2004年4月8日，苏州市被国家文化部、财政部确定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城市，为苏州在这方面的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被列入的传统工艺与技艺的代表性项目有：苏绣、缂丝、传统剧装道具、宋锦、通草堆花、灯彩、桃花坞木刻年画、精制毛笔、苏裱、姜思序堂国画颜料、碑帖、工艺竹折扇、檀香扇、仿古青铜器、玉雕、漆器、红木雕刻、核雕、明式红木家具、石雕等。列入其他类别的还有古琴、陆慕御窑金砖、水乡妇女服饰、民俗博物馆、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保护中心、虞山古琴馆、镇湖刺绣等。与此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正在起草中，保护工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进行着。

　　作为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于苏州民间手工艺术的历史和现状，对于具有苏州特色的民间手工艺术各大门类及相关产品，对于苏州民间艺术形成特色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经济、人文、风俗等精神和物质的影响，都应有个最基本的了解，然后才能正确认识，正确对待；然后才能总结经验，推陈出新；然后才能妥善决策，科学发展。

　　每个关心苏州民间手工艺术的部门，每个热爱苏州民间手工艺术的中国人，或许都应该增补一下自己对苏州民间手工艺术的了解，然后见仁见智，献计献策。

　　历史概貌

　　追溯苏州民间艺术品的渊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五大历史阶段。史前至春秋战国是初创时期，秦汉至南北朝是勃兴时期，隋唐至宋元为成熟时期，明清达鼎盛时期，辛亥革命至今为变革时期。
苏州民间艺术的起源与成长，都与产地苏州密切相关。苏州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人文因素、生活习俗等都对民间艺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具有苏州特色的工艺品自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

　　一、初创时期（史前至春秋战国）

　　苏州地区的远古文明

　　地理环境是人类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苏州地处东海之滨的太湖平原。在远古时期，这里是江南古陆，曾历经海水浸淹，最后由长江泥沙冲积成陆地。在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有人类在这里生活。据《苏州市志·文物卷》介绍，1985年，在苏州吴县三山岛发掘出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制品5263件。其中石核为锤击石核，石片数量最多，占86.6%。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锥、钻、砍砸器等。器身和刃缘加工十分考究。以凹刃刮削器为代表性器物，月牙状刃凹上都留有正反两面修理加工的疤痕，刃口被加工打击成细牙密布的锯齿状，切割时格外锋利。考古人员推测，先民们用刮削器、尖状器刮削、切割动物的皮肉，加工木质、竹质和骨角质的工具，制作弓箭和捕鱼工具；用锥和钻在工具和装饰品上钻孔，制作兽皮衣服；用砍砸器砍伐树木，挖掘土地等。先民们靠这些手工艺制作的旧石器，赖以生活和生产，创造了太湖地区早期的文明。三山岛出土的石器及动物化石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一万年左右。

　　至六千年前后，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同样较多，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遗址遗迹数以百计，这些原始居民点分布遍及地区各处。其中草鞋山遗址，位于苏州东部的阳澄湖南岸，距唯亭镇2公里，出土文物一千一百多件。经C14测定，底层遗址年代距今约六千七百年，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前后衔接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三个时期。其中有炭化稻谷、纺织品残片、篾席、芦席、木构建筑、动物遗骨和大量陶片。经研究测定，中日两国专家学者认定这里有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古稻田，曾生长、繁衍过普通野生稻，因此，草鞋山遗址是世界栽培水稻起源地之一，太湖流域苏州一带的先民们还是世界水稻栽培的先驱者。这里早已过着渔猎男耕女织的原始集群生活，而同期的北方还处于原始的山洞游猎生活。其中的纺织品残片，是我国出土的最早纺织品实物。织物为纬起花的罗纹织物，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织物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如此成熟的技艺、精制的织物，可以看出古代苏州地区的人们很早就创造了比较先进的文化。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已经使用蚌器、骨镰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学会了制陶、纺织，能制造木结构的房屋，出现了原始居民点，以氏族为纽带，劳动生息。这是最关键的人类原始生活、生产基础，由此才能生存、繁衍、发展起来。

　　在石器生产过程中，又有了玉器的制作。太湖流域是我国最古老、最精美的玉器产地。良渚文化时期用玉之风大盛，玉器品种之丰富、数量之众多，以及雕琢之精湛，世所罕见。最典型的是苏州附近的草鞋山和张陵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器，有玉玦、玉环、玉镯、玉坠、玉管、玉珠，以及玉璜、玉琮、玉蝉、玉觿、玉璧等。尤其是玉琮上的阴刻兽面纹和玉觿上的透雕花纹，制作精细，在尚未出现金属工具的远古时代，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艺术作品，令后人惊叹不已。玉之美有五德：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在那个从图腾时期走来的吴地先人，从朴石中获得美玉并加以如此精致的琢磨，正是他们精神生活的追求。不仅作为礼仪玉，作为装饰玉，更作为丧葬玉。玉器的内涵无以复加，人们习惯以“宝玉”相称。直至今天，玉器仍为人们所珍视而珍藏。这里的玉琮后来还向外发展传播，影响至我国西南、西北、北方地区。同时代所能遗存至今的，还有骨雕、贝壳雕之类，也被陆续出土发现。当时的石、骨、牙器被综合利用起来，成为最早的一种装饰艺术品“串饰”，即今日常说的项链、首饰，只不过是用石珠、鱼骨、兽骨管、兽牙、蛤壳等经过原始的修磨、钻孔，被串缀起来挂在颈项上，作为一种胜利者的装饰，作为一种欢愉的美的装饰。爱美之心，古已有之。装饰艺术随着人们生活的需求也早早地诞生了。玉器艺术并不是一例孤证。出土文物是民间手工艺术在历史过程中最有力的实物表述。

　　这一时期的远古工艺，还有陶器，以手制为主，吴江梅堰出土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器，有造型生趣、神气精灵的鸟形壶，有工艺精良、耐人寻味的葫芦尊。在陶尊和陶杯上还用原始“漆”料手绘线条流畅的棕色图案，成为中国最早的漆画陶艺品。2003年考古人员在澄湖遗址甪直区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崧泽晚期至宋代的陶器五百余件，其中有件崧泽时期的黑皮彩陶罐，形制优美，以黑色为底，间以红色彩绘，装饰精巧，足见那时该工艺的成熟流畅。鱼鳍形足陶鼎具有代表性，显出南方的地方特色。如果说彩陶是以彩绘见长，黑陶则以造型工艺取胜，都富有一定的艺术性。

　　太湖周围是古代所谓“厥贡筿簜”的地区，曾是原始社会竹编的重要生产地。在吴兴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竹编。在二百多件竹编遗物中，有篓、篮、簸箕、谷箩、竹席以及渔业、养蚕和农业的各种用具。竹编大都用刮光加工过的篾条，编出人字纹、梅花眼、菱形格、十字纹等各种花纹，并注意到使用的要求，器物的体部用扁篾，边缘部分用“辫子口”。表明人们很早就已运用了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这个制作原理。太湖孕育了吴文化，孕育了吴文化中的民间艺术。

　　在远古时代，苏州的原始手工艺已在该领域展现了领先的技艺水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生活工艺品在苏州得到开发应用外，作为装饰美的刺绣也就呼之欲出了。在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出土56件骨针，长短粗细不一，长的19.5厘米，短的5厘米，直径粗的0.8厘米，细的0.3厘米。这些骨针磨制穿孔技术较精，是经过切割、刮削、挖穿针眼、磨光等一系列工艺制成的。当时的人们已开始用此针缝制兽皮之类的衣服，而刺绣正是受缝制衣服的针法所启示而创始的。

　　当初古吴地区人类过着渔猎生活，在江湖中捕鱼，如遇惊涛骇浪，风雨雷电交加最为恐怖，于是从雷电形成的隆隆声和曲折的闪电中产生了“龙”音和“龙”形，成为原始宗教崇拜的图腾：为天空中的云龙，为波浪中的蛟龙，为上天入地的神龙。因此人们就在身上刺缕龙的图纹，“以象龙子”，以避蛟龙之患。并划着雕刻成龙形的舟船，捕鱼耕作。这是生存、生活、劳作的需求。同时，这也是一种原始艺术创作。《左传》引子贡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裸其身体以文身为饰，这样的装饰是有缘由的。后由仲雍倡导，以刺绣服饰取代了文身。乾隆《吴县志》称：“断发文身为吴中风俗之始，仲雍来而人知礼义。”由此改换了断发文身，因此，仲雍与断发文身的转变替代有关。

　　与当时断发文身相辅相随的还有龙舟竞渡。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阐述：“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龙舟，只是文身范围从身体扩张到身体以外的用具。”苏州是我国最早诞生龙舟竞渡的地区。在端午节竞渡为其土风，是吴地先民的图腾祭。后来演变为纪念伍子胥的活动。《曹娥碑》说：“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涛而上……”嗣后楚国统一吴越，此风俗西移以屈原名声大于伍子胥而世传纪念屈原。后以绣衣取代文身，人们便身着彩色绣衣而进行竞渡，因此“竞渡日，着彩衣，立龙首”。唐无名氏的《竞渡歌》道：“须臾戏罢各西东，竞脱文身请书上。”这就将文身与龙舟说得更明了了。如闻一多所说，图腾文化消逝以后，文身变相为衣服的服饰。这是人化自然的特殊形态，是部分原始自然的转化形态之一，两者珠联璧合，有序转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精神世界。

　　春秋时期的辉煌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首次辉煌时期。而在春秋时期，吴国迅速崛起，并争雄称霸于中原。首先是吴王阖闾得伍子胥相助，建造了颇具规模的阖闾大城（即今苏州城址），并以此为国都向周边扩张，以孙武、伍子胥为将相，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东征东夷，南服越人，甚至在公元前482年，吴王在黄池诸侯盟会上争得盟主地位，并得到周王室对吴国盟主地位的承认，成为春秋时期争霸中原五霸之一的强国，达到吴国历史上的辉煌顶点。

　　在吴国的崛起中，苏州的青铜器曾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江南正是青铜工艺的鼎盛时期，吴国的扩张也正需要青铜武器作为克敌制胜的利器。阖闾为了称雄争霸于诸侯，使吴国的青铜武器在青铜工艺史上独树一帜。于是，吴国的青铜器铸就了吴越春秋的辉煌。

　　《吴越春秋》载干将莫邪夫妇铸剑传说，“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以铸剑，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莫邪说：“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最后炼出两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甚重。”传说虎丘试剑石即此所劈，切玉如泥也不难。阖闾又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地作钩的人很多，而有人贪王之重赏，杀其二子，以血舋金，遂成二钩，献于阖闾求赏，阖闾不信，举众钩以示之，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声绝于口两钩都飞着钩师之胸。吴王大惊，乃赏百金。这是两则关于铸剑作钩的神奇传说。可见吴地当时青铜器制作技艺之高超惊人。

　　后人有“执吴戈兮披犀甲”、“含笑看吴钩”等诗句赞美春秋时期吴国骄人的兵器，而出土的青铜器也更证明了那个时期吴地的青铜工艺成就。先后有吴王寿梦之戈、吴王诸樊剑、吴王光剑、攻敔王光戈、吴王夫差剑等兵器，以及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臧孙编钟等青铜器物，直至现在剑器上的纹样还十分清晰，剑器寒光射人，锋利如新，不仅能看到当时吴地金属工艺的先进水平，同时还能感受到这些青铜工艺玲珑精丽的艺术风采。

　　从远古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苏州古代民间手工艺术从萌芽时就出现的高超技艺达到一个光辉灿烂的高峰，有石器、玉器、陶器、骨器、竹编、纺织品、刺绣品、青铜器等早期工艺品，呈现出吴地先民巧思善构的特长。其中的玉器、青铜器尤其称著，其艺术成就至今仍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中闪烁着光彩。

　　二、勃兴时期（秦汉至南北朝）

　　秦汉以来的多样工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封天下为三十六郡，苏州地属会稽郡，被设立吴县，为郡治。西汉初吴王濞封于此，成为地方七国中实力最强者。在汉初“文景之治”下，人们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有着全面的发展，手工艺中的纺织、铜器、漆器、陶瓷等都较发达。苏州民间手工艺术也有了多样性的发展，织造工艺和刺绣已开始成名显露。东汉时从会稽郡分置吴郡，吴县为吴郡首县，三国时为东吴孙权所据，成为孙吴强盛的基地。孙吴重视经济的发展，农业、商业、手工艺、纺织、丝绸、冶金、造船、航运交通等均较兴旺。两晋南北朝时期，除梁一度改设吴州外，各代都在吴县置吴郡。隋开皇九年（589）废吴郡，因城西南有姑苏山，改名“苏州”。由于中原战乱较多，江南相对平稳，北方士族、人民避乱南迁，苏州成为安稳的佛寺香火之地。经济迅速发展，苏州也逐渐得到繁荣，被誉为“江南一大都会”。 隋炀帝开通江南大运河，苏州郡城成为东南沿海沟通内外的水陆交通要冲，日渐形成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中心。在我国民间手工艺术发展史上，上承两汉，下启隋唐，这一时段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此时佛教盛行江南，江南又是相对稳定的士大夫崇尚清谈的社会，民间艺术具有清秀、空疏的艺术特色。

　　汉代漆器，在战国时期生产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此时漆器增加了大件的物品，如漆鼎、漆壶、漆钫等，并出现了漆礼器，以代替铜器。在苏州葑门外天宝墩、觅渡桥两处汉墓中均有出土，品种有漆棺、漆碗、漆奁、漆盘、漆案、漆耳杯等，均为木胎，大部为红里黑外，并在黑漆上绘红色或赭色花纹。觅渡桥东汉初期墓出土漆器9件，其中漆耳杯3件，都为椭圆形，木胎，内施红漆，外施黑漆，两耳向上翘起；一杯内绘有一独立状凤凰，头正身侧，头顶凤冠高高隆起，一足凌空，一足落地，尾向后。漆器的造型比战国更丰富，从实用出发，如漆奁、漆盘、漆案考虑使用的方便，放置的容积以及图案纹样的多样统一，装饰花纹形象抽象化，使人见到的是线的动感。汉代漆器是实用和美观结合的工艺品典范。

　　天宝墩西汉墓中，共出土陶器40件，有陶壶、陶瓿、陶屋、陶钫、陶鼎、陶灶、陶耳杯、陶灯等釉陶器。仅陶壶就有8件，分6种式样，有带盖直颈，腹部饰锯齿纹，双耳铺首衔环，釉至腹间，底部稍有假圈足；有颈向内收，口沿和颈部饰禾穗纹，肩上有乳柱各两枚；有喇叭口形，腹部呈扁圆形等。在曲线的运用、宽高的比例、收敛外张等变化的处理上，都别具特色，造型十分优美。

　　金器，天宝墩西汉墓出土鎏金饼1件，正面光滑，略向内凹，背面隆起，上有对称两个小凹孔，直径6厘米，重156克。金扣饰1件，似金片状，因受压力已变形。金饼2件，圆饰形，面呈凹形，中间有裂缝和锤击的痕迹，一件呈青色，重250.32克，含金量96%；一件呈红色，重256.90克，含金量98%。这说明当时金器制作工艺已很成熟。

　　铜镜，是汉代铜器向生活日用品方面发展的产物，也是汉代金属工艺中一个主要的品种。在天宝墩西汉墓中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件铜镜，连峰钮座围绕八星，外围为四乳草叶间饰四组星云纹，每组五星，十六内向连弧缘，直径11厘米，外面有漆匣盛器已腐朽。觅渡桥东汉墓也出土一件铜镜，为日光昭明镜，小圆钮，直径8厘米，背有铭文一周，18字。此镜即透光镜，铜镜外形和普通镜一样并不真正透光，但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镜面相对的墙上会反映出镜背花纹的影像，文字虽在背面，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近代研究认为铜镜在制作时产生铸造应力，在研磨时又产生压应力，因而使镜面产生与背面花纹相应的曲率，引起透光效应。铜镜式样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

　　三国时期的苏州刺绣，出现了按图绣画的艺术精品。晋代王嘉《拾遗记》载：“吴主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画，巧妙无双。”“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山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苏州创出了我国第一幅刺绣的山川地势图。

　　西晋光熙元年（306）和永嘉四年（310），日本天皇应神时期，“阿知使主等遣兵求缝绣女工”，两次派人来吴，聘请养蚕、刺绣、织锦绫的匠师去日本传授技艺。据日本斋藤磬著的《传统的日本刺绣》和秋山光男著的《日本刺绣》介绍，日本刺绣是在飞鸟时代由中国传入的。日本的飞鸟时代，在中国是隋唐时期。当时曾大量地绣制了皇宫贵族的衣着、佛像、武具及生活日用品，苏州的刺绣服饰也随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后来的和服。日本人在《纺织技术之历史》一书中，肯定日本“和服”即“吴服”的谐音。

　　南北朝时的文化艺术

　　汉末佛教已流传江南，三国时的孙权与母吴国太都信佛教，苏州最早的佛寺即东吴赤乌年间孙权之母舍宅所建的报恩寺塔院。唐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在云雾缭绕的寺院中，蕴藏着许多佛教艺术，与之相连的书画雕塑艺术更是风靡一时。东晋苏州人王珣的《伯远帖》后被乾隆与王羲之、王献之法帖共列为三希堂墨宝。

　　著名的“六朝三杰”：东晋的顾恺之、南朝宋的陆探微、南朝梁的张僧繇都在佛教文化艺术中各有传神之作。无锡名画家顾恺之曾为江宁瓦棺寺北小殿绘维摩诘像，闭门不出长达月余，到画像揭幕那天当众点睛，顿时画像光彩夺目“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陆探微、张僧繇都是苏州人。陆探微擅画肖像、马匹、雀蝉、山水，常侍宋明帝左右，为宫廷贵族作画，被推为高手，所画活泼有神，笔迹周密，论者称其画劲利如锥刀，人物'秀骨清像'，又因其笔势连绵不断，故称“一笔画”。张僧繇，《吴郡志》载其丹青绝代。在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但没有将眼中之睛画出来，说：“点之即飞去。”人们以为荒诞，一定要请画上。张将两条龙的眼睛一一画上，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空而去，未点睛的龙还在壁上。此即成?quot;画龙点睛'的由来。润州兴国寺，苦鸠鸽栖梁上，秽污尊像，僧繇於东壁画一鹞，皆侧首向檐外，鸠鸽不复敢入。张僧繇的画风对唐代艺术影响极大，当时流传'（吴）道子画，（杨）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的口头语。

　　苏州在南北朝时期的书画雕塑方面接连出了几位名家，上承两汉，下启隋唐，为吴地民间手工艺术奠定了高品位发展的基础。正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影响了以后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以后的文化艺术与民间艺术继续相互为用，吴地文化始终对苏州民间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苏州的民间艺术也因此带有浓厚的吴文化色彩。

　　三、成熟时期（隋唐至宋元）

　　隋唐工艺的转向成熟

　　唐代陆广微《吴地记》中载：“地广人繁，民多殷富。”唐代苏州已成为仅次于京畿的“雄州”，领吴、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等七县。苏州社会安定，农桑丰稔，商业兴盛，苏州地处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因其农田水利耕织的发达与先进，成为全国上缴漕粮的主要地区之一。苏州据三江五湖之利而更繁荣起来，并成为全国财赋重地。

　　唐代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文学中以诗为主流发展到了光辉的顶点，杰出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美术方面有吴道子的人物画、王维的山水画、杨惠之的雕塑，至今都具有垂范作用。书法方面颜真卿“颜体”的敦厚，柳公权“柳体”的疏朗，也成了书法的典范。敦煌壁画、塑像、装饰图案，都是珍贵的传世艺术品。这对民间艺术的繁衍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条件。此时苏州民间不论是织锦、印染、陶瓷、金银器、漆器、木工等在艺术上、技术上和生产规模上，也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唐代的装饰艺术，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形成了清新活泼，富丽丰满的艺术风格，流传至今，今天还可在各种工艺装饰上看到它的影响。苏州的琢玉、漆器、制瓷、泥塑、刻版工艺、金银器等，均达到很高的水平。

　　塑像圣手杨惠之也在苏州留下了佳话。《吴郡志》载“昆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门天王像，并左右侍立十余人，皆凛凛有生气。塑工妙绝，相传为唐杨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当时，或又云张爱儿所作也。”甪直保圣寺有元代书法家赵孟书联语：“梵宫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罗汉溯源惠之为江南佛像无双。”是说该寺罗汉像为杨惠之所塑。

　　苏州在唐代成为“雄州”，财富殷盛，而金银器又都为上层社会所大量使用。人们利用金银所具有的美的属性，通过精细的工艺把它们变为奢华、彩饰、辉煌、节日装潢的自然物。苏州人心灵手巧，正是细工制作金银器的能手，能在造型优美的器物上錾出点、线、面构成的装饰纹样，与金银表面的光泽相映增辉。主要靠锤打法，还有采用切削、抛光、焊接、刻凿、铆、镀等金属加工手法。银器上多将錾出浮雕效果的主纹鎏金，使主纹更加突出，呈现出高贵华丽的效果。韩愈“金炉香动螭头暗”、白居易有“珠箔银屏逦迤开”的诗句来咏颂金银器，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金银器使用状况。

　　唐代是我国民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从艺术风格看，唐代起就脱离了商、周和汉、魏、六朝以来的那种古朴的特色，而具有近代装饰风貌的因素。从题材内容看，原始社会的装饰纹样以几何纹为主，到商周以至六朝，装饰纹样以动物纹（包括想象的动物）为主，自唐代开始，大量采用了花草为主。装饰纹样内容的演变，决定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反映人类社会经济生产的水平。当人们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生活得到自在的满足后，人们才能把整个自然界，特别是花草植物当作审美对象。而且装饰手法也有夸张、写意、写实多样性的自由发挥，体现了人们意识的解放、装饰的生活情趣化、多种装饰技法的应用。

　　晚唐、五代时期，吴越在这里统治80年中战争较少，成为北方人口南来集聚之区。吴越并规定：“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经营水利，“常为田事，治河筑堤”，因此“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人们安居乐业，吴越的秘色瓷器，胎质、色釉都比前代进步，为陶瓷手工艺者一大创造。许多金银器上有非常细致的花纹，用翻铸、捶拍、线刻、掐丝、镂雕等方法制作，银器上花纹部分常鎏金，光彩夺目，以示豪华。

　　苏州西南郊七子山一号墓出土五代时期的文物就有瓷器、陶俑、金银玉器饰品、铜器、铁器等多种类别。其中越窑青瓷金釦边碗通体呈橄榄青色釉，晶莹滋润如碧玉，青瓷盖罐造型优美，釉色明净，青中微黄，是青瓷中的上乘之作。大量的金银器皿中，常作花瓣形或多棱形以增加美观，为了使花纹突出，常以细珠纹衬底。在漆木器上都用金银装饰，制作精细。有漆盆银大小两件，大的直径98.8厘米，边宽2厘米，如此之大实为少见。一鎏金玉饰件全长28.1厘米，中间为木质包鎏金银皮把柱，刻有精细的卷草纹，长14.9厘米，椭圆形，一端镶接五角形扁平玉饰，另一端镶接三角形玉饰座，再加五角形玉饰，器形别致。这都反映了那时金银细工、琢玉工艺技术的一个侧面。这些精美工艺品又反衬了当时吴越地区富庶的经济面貌。

　　天堂之誉的工艺美术

　　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府，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载：“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宋代二百多年，江南得到相对稳定，北方中原门阀士族避乱南迁，形成苏州望门豪族，不仅带来了北方的习俗爱好，也促进了苏州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以及富裕生活的追求。苏州民间手工艺术经前期各品类的勃发成长，在社会繁荣人文昌盛的唐宋时期已渐趋成熟。

　　近年在建于五代至北宋时的虎丘塔和瑞光塔中发现了一批珍藏的苏州民间艺术品，如苏州刺绣的经袱、漆器嵌螺甸经盒和真珠舍利宝幢等，这些民间艺术品已不是勃兴时期的初创性作品，而是体现出成熟的技艺水平。

　　在虎丘塔内发现了秘藏千年的五代至北宋文物，其中有晶莹如玉的越窑青瓷莲花碗；精致的檀龛宝相和鎏金镂花银包镶檀木经箱，接缝处包镶银质鎏金角形莲4朵，中心一对凤凰，交错飞翔，刻画细致繁茂，箱口搭链扣有银鎏金镂花锁，刻花工细；以及11面观音铜像、西方三圣铜像、四神八卦12支纹铜镜、素面纪年铜镜；锦绣经帙等。该塔出土绣帙当为五代北宋时物品。作为舍经卷和舍裹经绣袱之人，应是本地区的善男信女，因此塔内出土的绣袱是苏州本地刺绣品。

　　其中有块黄绢地绣凤穿牡丹纹经帙，纹样以卷草环成菱形，内有两只凤凰相对而飞，民间称之为“凤求凰”。四角绣四面对称的缠枝牡丹。针法有散套针、抢针、齐针、辫子股等。凤凰用红、蓝、绿、白等色，富有民间气息。这是弥足珍贵“凤穿牡丹”绣品，是现今保存最早的“苏绣”标本。有块紫绛地绣宝相睡莲经帙，中心部分绣一大朵正面莲花，四周枝叶对称缠绕。莲花、忍冬等佛教象征的图案是在六朝时随佛教传入而成为主要装饰内容的。民间艺术制作的宗教化和受外来形式与风格的影响也反映在其作品中的。

　　在苏州盘门瑞光塔第三层的窖穴内，也出土了一批五代北宋期间的建塔文物。《文物》杂志1979年第11期介绍，其中“尚有裹盛经卷的少量散落的经帙残物和刺绣经袱”，“经我们初步清理和鉴定，其时代确定为五代和北宋初期”。经袱正反面均无线头、线结，在两叶交接处有跳针，终以年代久远，难以辨认，或许可能为两面针绣，近乎双面绣。

　　从两个塔的出土文物来看，苏绣针法技艺都有了很大发展，已显示出配色和谐、绣面平服、丝缕合理、不露针迹等今天的苏绣特色。绣品的题材是花卉图案和图案花草，花卉中莲花本是佛教中常用的象征性花卉，而菱花却有着苏州水乡特色。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早在宋代苏州刺绣的特色已在逐渐形成之中。关于宋绣的特色，后人在笔记中称：“宋绣针线细密，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
真珠舍利宝幢，是件大型综合性工艺美术精品。通高122.6厘米，由须弥座、经幢、宝刹三大部分组成。须弥座包括山海和台座，在海周围的描金云朵上，站着檀香木雕四大天王和四天人像，海涌柱上盘绕一条银丝鎏金串珠的九头龙，底座还分置银狮、漆雕供养人等；中部经幢上设金银雕缠枝佛龛，内置佛祖像，放在鎏金串珠嵌宝的殿堂中间，周围环立护法八天神像；上部为宝刹，以白玉、水晶、金银丝制成，有八条金银丝编成的天龙与华盖、檀香木龛相连。宝幢整体呈塔形，气势宏伟，八面玲珑，辉煌华丽。能工巧匠集玉雕、金银花丝、银皮立体雕刻、木雕、描金、漆雕、料珠穿珠、装金箔等多种技艺，运用各种珍贵材料，各施精湛技艺，通体协作成一件完美的综合造型艺术品。全面体现北宋时期手工艺的高度水平。

　　从留存至今的宋代《平江图》来看，完整地展示了当时街巷与河道成双棋盘格局的分布，而船坊、谷市、药市、鱼行、丝行、米行、绣线、绣锦、乐鼓、竹、桑、油、酒、砖、金银、罗、珍珠、巾子、幛子等无不有专业坊、巷，汇集成市。当时手工艺的生产已初具规模了。就是这样刻制精细的《平江图》，也终于在左下角留下了吕挺、张允成、张允迪的石碑刻工名字。

　　宋元时苏州民间手工艺术以品类丰富多彩、技艺精湛而蜚声海内，刺绣、缂丝、宋锦、灯彩、泥人、扇子、苏裱等，都已逐渐形成专业生产和集市贸易的街巷。《吴郡志》称：“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以故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其中都有工艺品装饰助兴，如“上元影灯巧丽，它郡莫及。有万眼罗及琉璃球者，尤妙天下”；“春时用六柱船，红幕青盖，载箫鼓以游”；重午以“画扇相饷”。

　　在宋代苏州的金银器、铜器、玉雕、木雕、漆器、灯彩、裱画、刺绣、缂丝、织锦、制笺、制扇、鼓乐等工艺全面发展，技艺精湛。如灯彩已冠绝全国，《乾淳岁时记》载：“禁中元夕张灯，以苏灯为最。”如制笺，唐时鱼子笺最著，唐皮、陆有唱和鱼子笺诗云：“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宋代《吴郡志》载：“彩笺，吴中所造，名闻四方。”“今蜀中作粉笺，正用吴法，名吴笺。”泥塑捏像，《吴县志》载：“宋时有袁遇昌，吴之木渎人，以捏婴孩，名扬四方。每月抟埴一对，约高五、六寸者，价值三数十。”至明代，虎丘泥人不但能捏塑一般的戏文故事人物，而且能对着人面捏相传真了。元代名匠朱碧山隐居苏州专攻银器，所制蟹杯、灵芝杯、槎杯等不见焊接，号称“一时绝技”，作品被故宫博物院和英国大英博物馆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