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和根本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文化的支撑，因为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实质。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人类追求的写照。人们常常把文艺比作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类前进的号角”，因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震撼人们的情感，净化人们的心灵，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素养，推动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苏州是吴文化的核心地，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这里风物清嘉，人文荟萃，历代仁人志士、文人墨客，以自身的艺术实践留下了大量的佳作名篇、文化遗产，以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厚的人文风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将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和合”思想表现得相当充分。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吴文化积淀的“和合”文化的基因，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文化的宝贵财富。通过对吴地文艺作品和生态特征的历史考察，发掘吴文化中和谐文化的资源，认识吴地和谐文化的蕴涵和特质，传承光大吴文化和谐传统的合理内核，以和谐文化引领文艺创作，以文学艺术促进和谐文化建设，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文化会有一定的启示，对那些违悖和谐文化的行为也是有益的警示。 和谐文化是彰显“真善美”的文化 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融入血脉、深入骨髓、经久不衰的审美取向是对真的追求，对善的崇尚，对美的欣赏。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在于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特别是满足人们对“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需求。在吴地历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真善美”，倡导“真善美”，显得尤为突出，无论国事家事，待人接物，都强调“知书达理”，“与人为善”，“崇尚美德”。特别在事关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十分注重“气节”与“风骨”，爱国忧民，正气凛然。在追求“真善美”的高层境界中，吴中先贤身体力行，且在文章作品中都有反映。宋代名相范仲淹的千古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是掷地有声，让人敬佩。在为人处世，伦理道德方面，吴地惠风和畅，形成了良好的规范。清代昆山儒生朱柏庐先生撰写朱子家训，主张为人温和理智正直，勤俭本分善良，其倡导的处理个人家事的行为准则，体现了当时条件下对“真善美”的朴素追求。 苏州的戏曲艺术源远流长，无论是昆曲的剧目还是评弹的书目，至今能流传下来的亦大都是符合市民对“真善美”的审美需求的作品。规劝人们“为人方端”、“从善如流”、“尊老抚幼”、“体恤孤贫”、“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吴地文艺作品中流露的对人间真情，世上美德的理想追求，正是构建稳定良好社会关系的粘合剂。 当然在现今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作品贴近生活，反映时代，有了新的立足点和制高点，就是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无论社会如何变革发展，崇尚“真善美”始终应该是一面高扬的旗帜。 和谐文化是“以人为本”，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 人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是世界的主人。文学对社会和世界的展现也是以人为中心，文学作品着力塑造各类人物，关注他们的情感和命运，深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揭示人的灵魂，文学艺术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富有情感色彩，更尊重人的生命的价值。 明代冯梦龙在苏州编撰了市井小说大成《三言两拍》，这套长篇章回巨著关注芸芸众生，扫描市井街巷，反映平民百姓的喜笑怒骂，将当时各阶层的社会生态，尤其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坎坷跌宕的命运描摹得淋漓尽致。作品以浓重的笔墨抒发了对社会平民悲惨遭遇的同情和怜悯，对贪官污吏流氓人渣给以无情的揭露鞭笞。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把渴望自由、向往美满的青楼女子与玩弄女性，欺压弱势的公子哥儿之间的矛盾揭露得入木三分，反映了作者对奴役人性残害善良的憎恶和崇尚人与人真诚平等的审美取向。 当代苏州文学，特别是以陆文夫为代表的小巷文学，秉持了吴地文学关注人生的优良传统，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活的苏州人物典型，绘制了一幅姑苏人物长卷，小巷文学与当代苏州百姓大众的喜怒哀乐、坎坷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折射了社会的曲折变化和艰难前行。《美食家》以幽默的笔调，犀利的笔锋，展现了解放后“左”的路线，将“民以食为天”这一人的最基本权利加以无情扭曲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饭店将美味佳肴斥之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劳动人民只配喝五分钱的大众汤，现在看来显得十分荒唐可笑的行为，在当时却是普遍的现象。作家以敏锐的眼光和挚诚的情怀，关注人民的生活状态，反映人的基本需求，站在社会体制的高度，揭示极“左”路线蔑视人性的悲哀，昭示了拨乱反正，关注民生的重要意义。 吴地文学“关注人生，以人为本”的创作思想，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我们的文艺作品在满腔热情讴歌经济振兴，社会进步，人民伟大创造的同时，应该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命状态，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对那些欺压百姓，蔑视人性的丑恶现象义无反顾地予以谴责和鞭挞。 和谐文化是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 文学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多元多样，丰富多彩，只有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样式、不同流派的作品竞相涌现，文艺事业才能发展繁荣，只有百草竞发、百花齐放，才能万紫千红、满园春色。那种统一模式、简单划一、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文艺状态只能窒息艺术、桎梏思想。在“四人帮”把持下，偌大中国艺苑，文革十年只有八个“样板戏”，其它艺术门类几乎都岌岌可危，一花独放，百花凋敝，这在世界上也是独特的现象。哪里谈得上“和谐共存、和而不同”。 苏州文化在明清两代可谓占尽风光，领袖中国文坛五百年。在这江南鱼米之乡的丰沃土地上，各种艺术门类，各式艺术品种，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在文学、戏剧、曲艺、美术。书法、音乐、工艺、造园等各领域，艺术之花勃然绽放，全面盛开。千百年来吴地文人勤劳好学而不自闭，吴地文化畅开自己博大的胸怀，欢迎各类文化艺术的成长发展，先后从中原文化、楚汉文化乃至满汉文化中不断汲取中华文化在各地的精华，既融汇了外地文化，又坚持了自身的特色不被“同化”，正是依靠这种“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吴文化得到了充足的滋养，使自己丰满健壮起来。 苏州文化在兼容并蓄的同时十分注重保持自身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个性品格，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不随波逐流。明代昆曲“沈汤之争”就是典型的艺术旨向的“和而不同”。在昆曲的艺术追求上，临川汤显祖注重“情”，认为只要充分表达情感，就可以突破曲律的束缚，而吴江的沈璟提出严守曲律、崇尚本色的戏曲主张。围绕曲律与内容的关系，双方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这场争论体现了不同的学术主张，各有自己的道理，都对昆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既推动了剧目创作的生动活泼，又维护了声腔曲调的规定性，使昆曲能够持之久远，昆曲界对这场争论予以高度的评价。这种在艺术上“和而不同”的传统，至今苏州文艺界还保持着，坚持着。 继承吴地文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传统，营造团结宽松，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发扬艺术民主，加强学术交流，充分尊重作家艺术家的精神劳动和个人创造，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流派风格的竞争发展，这是当今苏州文化界努力追求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迎来文艺创作繁花似锦的又一个春天。 和谐文化是推陈出新、继承创造的文化 继承和创新是民族文化、和谐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和要求，继承是一个有批评有吸收的扬弃过程，它需要分清糟粕和精华。创新反映了时代和现实生活的需求，它必须有借鉴有创造。真正的继承已经包含着部分创新的因素，而创新在摆脱传统束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总是与传统保持着血脉上的承继关系。文学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就是这样既联系又递进，共同推动，向前发展。 吴地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正是继承与创新相互作用的结果。吴地文人重视传统文化，一般都有扎实的传统根基和良好的文化素养，他们在对前人成就融汇贯通、学以致用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如“吴门书派”一般以明代中期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为代表和中坚力量，但作为一个书法流派的形成产生，决非突如其来、孤峰孑立，这三位的前辈师友徐有贞、王鏊、沈周、李应桢等，都是吴门书派兴起的基石和先导，加之晋代以来的陆机、张旭、孙过庭、赵孟頫，更是“源”头充沛，“流”渠久长。正因为基础的淳厚，代代相传，吴门书派“清新秀丽、雅致隽永”的书风才经久不衰。 有人认为苏州山温水软，苏州人缺乏闯劲，苏州文化少了点创新意识，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就从近百年来苏州人涉猎电影艺术这一新兴艺术门类来看，苏州文人既充分尊重传统文化，又满腔热情地投身现代艺术的实践，让电影这外来的艺术品种在国人面前耳目一新。电影刚引入中国，以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范烟桥等为代表的“鸳蝴派”苏州文人，就纷纷为电影撰写剧本，他们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又接受新思想影响，迅速提升了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学水准，为中国电影的初创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苏州产生了一批著名的电影导演，如朱石麟、费穆、吴永刚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电影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朱石麟的《清宫秘史》、吴永刚的《神女》等等都堪称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特别是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在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评选的百部优秀电影中荣登榜首。至于从苏州小巷走上星光大道的著名演员金山、陶金、上官云珠、吴茵、夏梦、潘虹、刘嘉玲更是灿若星河，耀眼夺目。苏州文化人为中国电影的崛起，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苏州过去是有一批有闲阶层，热衷于玩乐，沉缅于消闲，早上皮包水（孵茶馆），晚上水包皮（泡混堂），无所事事，不思进取。但这种现象不能代表苏州文化的全部。恰恰相反，在中国近代百多年来，有抱负、有理想、有作为的苏州文化人励精图治，勇攀高峰，他们一批批地从家乡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科学家王淦昌、张光斗、吴健雄，文学家叶圣陶、钱钟书、陆文夫，文化学者顾颉刚、郭兆虞，社会学家费孝通、胡绳，艺术家吴作人、颜文樑、吴晓邦……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镌刻在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的丰碑上，正是这批扎根传统沃土，富有创新精神的苏州人，引领了苏州文化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主流。“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充满朝气的强大动力。 和谐文化是精细优美、从容典雅的文化 “和谐”一词源出于艺术，起初是就音乐、美术的审美取向而言。音乐有中、高、低音，声部配置合理，节奏张驰有度，旋律才会悦耳动听。美术作品的色彩明暗得当，结构布局合宜，神形相得益彰，才能让人赏心悦目。这种“和谐融洽”，“和谐为美”，“和谐至上”的审美取向早就融入了吴地文学艺术的作品之中，成为苏州文化人文艺实践的内在要求，继而引伸成为人生追求的高尚境界。 苏州地处江南水乡，文化创造中常带有一些灵气，也容易让人产生唯美的愿景。无论是苏州的园林佳构，还是传统的工艺美术，苏州艺人都以“和谐为美”的审美要求，独具匠心，精雕细刻，力求做得完美雅致。苏州园林将江南最精华的美景集中于小小一座庭院，不求宏伟，但求雅致，构思精到，布局巧妙，错落有致，如诗如画，浓缩的江南胜景让人小中见大，怡乐一方。苏州工艺美术多以精细精巧见长，红木雕刻，玉石雕刻，玲珑剔透，在小小一粒橄榄核上雕刻出栩栩如生十几人泛舟江湖，再现古代“核舟记”的神韵，如今大有人在。苏州刺绣精美绝伦，一针一线，屏心静气，不紧不慢，针针见功夫，从传统针法到异色双面绣，再到虚实乱针绣，苏绣以灵巧的手上功夫和超凡脱俗的艺术活力，展现了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 这种艺术创造的精巧和唯美，着实影响着苏州人的审美意向和生活态度。长期以来苏州人就有了认真踏实，力求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并不在于外表的张扬，而在于内在的细腻坚韧。苏州人做事从容不迫，温文尔雅，不紧不慢，静悄悄，笃悠悠，往往考虑成熟再动手，一旦目标确定就锲而不舍，做出成绩来。与那种急功近利，浮躁冒进，肆意炒作，弄虚作假，飞扬跋虞，急不可耐的做法，骨子里不同。 陆文夫写过一篇关于苏州男人的文章，他先说苏州男人有点娘娘腔，连口号也喊不响，似乎有些贬低苏州男人，接着笔锋一转，他说口号喊得响有什么用？苏州男人温文尔雅、精细、坚韧、肯干，做出了一番大事业，这是对苏州人的赞美，也是对苏州文化的绝妙写照。事业不是靠喊出来的，是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温和、精细、坚韧、肯干，从容不迫的风度，默默地奉献，不事张扬地苦干，这正是古往今来苏州人成功的缘因。和谐社会多么需要这种从容典雅的仪态风度和外圆内方的执着气质。 和谐文化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文化 苏州文学艺术的发展得益于锦绣江南这方山水，这不仅因为肥沃丰沛的江南大地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而且这里的青山绿水从来就是苏州文人墨客竞相描摹和讴歌的对象，家乡的秀美河山激励着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苏州东面沃野坦荡，西部丘陵起伏，河道纵横，湖泊棋布，太湖烟波浩淼，气象万千，周边山峦叠嶂，树木葱郁。吴越春秋，魏晋风流，明清繁荣，及至近代的历史巨变，大量人文遗存掩映在湖光山色之中，滞留于古城村镇之中。面对如此浩瀚秀美的自然风光、沧桑神秘的文化古迹，每个艺术家都会发自内心地恭敬仰慕、顶礼膜拜。 宋代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早期隐居太湖，写下了无数恬美诗篇，人称“范石湖”，太湖成就了他田园诗人的美名。明清以来的吴地书画家都以太湖山水、园林花鸟为自己的创作源泉。现代的电影电视拍摄，苏州风光成了最为抢手的外景基地……祖国山河和文艺创作从来就是这样相依相恋，大自然给艺术以美妙变幻，无穷遐思的资源，文化人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眷恋家乡的一草一木，把珍爱生命、热爱生活，作为自己神圣的天职，坚持一条信念：人类没有破坏自然环境的权利，只有把生活装扮得更加美丽的义务。人文与自然融洽相处的和谐关系成了吴地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因此，每当出现污染环境、毁坏山林、损害文物等丑陋现象，苏州文化人总有切肤之痛，纷纷起来责议反对，呼吁保护。仰望苍穹，面对祖先，发出悲鸣，其言切切，其声殷殷。 艺术家对大自然的敬慕挚爱，总会在艺术作品中表露出来。改革开放之初著名军旅作曲家龙飞将军和著名诗人任红举先生在苏州吴县太湖乡采风，面对山明水秀的碧波太湖，感慨万千，写下了“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首优雅甜美、脍炙人口的赞歌。无锡人把它作为市歌，唱得蛮响，可惜这些年来太湖惨遭人为污染，蓝藻频频发生，湖水发臭，水质严重恶化，人们再唱这首“太湖美”时会是何等滋味？恐怕是“小曲好唱口难开”。大自然受到伤害，人类会有好日子过吗？“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状态，人类要获得幸福，就加倍珍爱大自然吧。